建立国家资历框架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得以快速复制与扩散，其他国家在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时都强调了国家资历框架的功能目标，即诸如实现资历对接、学分转移提供质量保证，促进终身学习等“内在逻辑”，而往往忽略了“制度逻辑”的影响——各国的产业结构、教育体系、劳动力结构、劳资关系、教育与市场关系等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这其实是将国家资历框架默认为一个可以独立于各国经济社会制度条件外、放之四海而皆可行的政策工具。这种盲目复制在国家资历框架发展的早期尤为显著，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如火如荼——目前已经有超过130个国家正在建立或计划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另一方面则是已经建立的国家资历框架大多未能成功实现其目标或者沦为虚文。不少外国学者已经开始质疑资历改革的实际意义，有学者认为资历框架的流行并非由于其行之有效，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同构，“基于结果的资历框架在发达国家是一场闹剧，在欠发达国家则是一场悲剧”。英国学者Michael Yong（南非国家资历框架的设计者）十分警惕地认为那种将资历框架视为规制教育培训体系并使之成为标准化的政策工具的做法可能会破坏原有教育培训体系的优势，损害国家的竞争力。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主要国家的国家资历框架的设计与实际运行情况，区分出不同类型的国家资历框架，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尝试将国家资历框架的多样性与其社会经济制度背景联系起来，试图分析各国资历框架差异性的制度原因，并尝试解释影响资历框架实施成效的制度因素，从而揭示国家资历框架多样性背后的“制度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