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家”的幽灵出现于洪荒历史的地平线，法律就成为人类用来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回顾人类文明的脚步，“在每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里面，都存在着我们称之为法律秩序的东西，即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当它由先民的氏族习惯中脱胎而出，并与道德准则、宗教戒律相伴而行，历经岁月洗礼，犹如一块粗砺的石头被艰难地雕凿，渐次显露出人工和智慧的痕迹。从此，法律就始终与人类的理性观念缠绕在一起。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法律逐渐从最初的暴力工具，发展成为一种包含着诸多价值判断、国家借以实现社会控制的理性技术。17、18世纪，受数学、力学等发展的影响而兴起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感性的实在性，认为只有人性靠得住，而人性的本质在于人的理性，理性对于道德的内容和标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创造，或者说，法律本身就代表着理性。在“科学”主义的名义下，社会的统治术逐渐技巧化、隐蔽化、有效化。进入20世纪以后，在经验主义、非理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反复冲刷下，人们开始对理性抱持审慎甚至怀疑的态度。但是无论如何，在法典化时代的理性神话灰飞烟灭之后，仍然没有人能够从根本上否认法律所具有的理性特征。

在此，笔者无意对理性概念本身进行过多纠缠。这并不是说，“理性”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一概念非常复杂，有限篇幅内的讨论或许只能制造出对它的误解。毕竟，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什么是理性”，从来就没有过公认的、终局性的解答。何况，“理性”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理性；同一时代的人，也会因个体、群体、地域等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理性。为了避免陷入复杂论争的泥潭，也为了直接进入论题，在“理性”问题上，笔者宁愿接受一些有价值的既定的观点和结论，并将个人对理性的理解，消化在对具体问题的讨论过程之中。对于后文使用到的其他概念，除非有辨析的必要，笔者也将采取相同的策略。尽管如此，我们的讨论仍然不得不从法律与理性的一般关系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