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至民国时期，各地方言术语不同，“田面权”“皮骨分离”“一田二主”“死佃”“永佃”“世代耕种”等，都在用以描述这样一种租佃关系。民国时期，可能各地情况不一，但租佃的广泛性和固定化已成为基层土地关系的重要形态。在传统中国存续多年的租佃制度，面对西方民法概念和制度的引入，表现出从立法到司法上的“水土不服”。一方面，在租佃的基层法律实践中，中国的佃到底在西方的民法体系中该如何定义，究竟是一种债权还是物权，在“削足适履”还是“削履适足”的犹豫中，立法者和司法者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和稳定的解释，反而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影响着制度的功利性解释；而在另一方面，在传统租佃伴有的转租和押租习惯上，基层法院没有完全依照法律的规则对这些习惯进行严格的禁止，在认同佃户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对于形成惯例的押租和转租，法院多采取不告不理的态度，选择默认这些违法习惯的存在。于是，具有强烈中国传统土地关系特色的“佃”通过游离于物权与债权之间、法律与习惯之间，实践于民国的基层司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