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说到青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时，总会说它在私有制批判、把辩证法运用于经济问题的分析等方面的特点，并联系到青年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只是专注于对政治、法权等问题的批判性解读，因而得出结论：恩格斯在此书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既领先于青年马克思，又着实对后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的私有制批判理论直接产生了影响。这一观点尽管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但有些具体的问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辨析。譬如，青年恩格斯此时的私有制批判理论是从对商业关系的批判视角入手的，而我们知道，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却是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入手的。这两种不同的批判视角会对他们的批判理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的确把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包括在他称作“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所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特性的著作”之中，但考虑到他同时还把魏特林、赫斯等人的著作也包括在其中，因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基于异化劳动视角的私有制批判理论只是在青年恩格斯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而形成的？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辨析，当然不只是对某种学术史实的剖析，而且还牵涉到我们该如何从马克思、恩格斯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角度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层本质的理解问题。如果再考虑到国外学界一直有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说，那么，此项研究的意义就更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