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街道办过度行政化以及有效治理难以推行的困境，中国基层改革形成了两种主导性模式：一是强化街道办的“赋权”模式，二是弱化街道办的“削权”模式，前者以深圳为代表，后者以安徽铜陵为代表。虽然两地改革的具体方式不同，但都以减少行政层级和社会管理扁平化为目标。与以上两种改革不同，沈阳在撤销街道办后单独设置了具有行政审批权的经济社会管理功能区作为新型派出机构。这种变通重组的改革，既是避免权力寻租，规避施政风险的有效策略，也是将土地征收等经济目标分解到基层的重要手段。采取何种改革策略不仅关乎治理的合法性，还关乎治理的有效性。改革模式不同，不仅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有关，还受传统体制渗透强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