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语言文字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缘由，被别人表述常常是边缘族群的一种特征。自人类学诞生之初，表述他族就成为其主要的工作内容，民族志更是表述族群及其社会的范式。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图瓦人拥有着自己的语言（图瓦语），而拥有的文字却不是自己母语的文字（哈萨克文、蒙古文、汉文），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自己族群的文本表述数量与机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族群成员对图瓦人的表述逐渐增多。作家、地方精英（图瓦族群和哈萨克族精英、地方管理部门精英）和学术界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从自己所熟悉的内容、主导的利益以及职业特点出发，对中国图瓦人进行了形形色色的表述。在他们的表述过程中，充满了表述者的想象和发挥，也塞进了美描。通过这些表述，一个被表述下的中国图瓦人形象和状态在阅读者心中被建构而起，一些“前所未闻”的知识也逐渐渗透到图瓦人社会大众中间，成为图瓦人进行新的族群建构的号召力量。此间，表述的作用和魔力已经超过了文本本身，人们所关注的不是表述内容的绝对真实与否，而是他们愿意看到的表述情形。对于阅读者而言，图瓦人、文本中的图瓦人已经和现实真相中的图瓦人结合在了一起，成为角色互补的不灭印象。所以，表述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本，它已经转化为各种信息源，成为中国图瓦人演进博弈之场中的重要一环。

“当代少数族群自传具有如下共同的倾向：元话语（meta-discourse），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的语言和虚构特性，将叙述者设置为文本中的一个人物，他或他的操纵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权威结构，鼓励读者有意识地参与意义的生产。”966291对于少数族群而言，不仅是自传式的表述具有元话语的特征，实质上，任何表述都会带上元话语特征，以权威性的姿态和形象使阅读者卷入对被表述对象的再建构过程中。既然被表述，就必定有想象与发挥下的建构，这是肯定的。目前见到的对中国图瓦人的表述，以他族群的表述为多，自族群的表述正在萌发和形成之中。他族群想象和发挥下的表述是直接催生自族群表述的牵引力，而他族群的表述也在不同的层面和视角上显示出了想象与发挥、美描、错位、移植、模糊、赞誉、链接或剥离程度的差异，从而暴露了表述与事实真相的距离、表述目的千差万别以及表述过程中技巧与方法的不同。正如卡尔·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法国巴黎革命时期的小农阶层时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966292，在很多情况下，被别人表述是边缘族群的基本表现形式，中国图瓦人也不例外。而被表述虽然会因他者的眼光洞察到表述对象习以为常社会现实中的“闪光”之处，但他族表述往往充满了想象的构建，与社会事实难以对应。

“有两种自觉地将民族志定位于历史时间之中的最通行的模式，我称之为抢救模式（salvage made）和救赎模式（redemptive made）。在抢救模式中，可以说，民族志作者把自己描绘成‘大洪水之前’的人。各种迹象已明确表明，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但民族志作者能够在转变的边缘抢救出某种文化状态。当就同样的文化主题写作的民族志作者们相继以同样一种处于重大时刻的语气给自己进行历史定位时，这种修辞学得以最明确地体现出来；每一个民族志作者都处于‘大洪水之前’，尽管这样，他们总能找到某种文化，将其与先前的各种表述连接起来，而缺乏对田野工作不同时期之间所发生的历史变化的敏感。在救赎模式中，民族志作者所展示的是，尽管历经了各种不可避免的变迁，一些独特的、本真的文化体系仍然存活下来。这种对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救赎通常是比照着某种假定的前一现代和前一资本主义的状态——‘黄金时代’主题——来实施和衡量的；或者说，对处于转变中的文化本真性的保护是空间文化的而非时间性的——人类学家之所以历经艰险地追本溯源或是跋山涉水到穷乡僻壤，就是要把自己的田野工作选定在‘人们仍在那样生活’的地方。”966293尽管对中国图瓦人的表述目的和方式很不相同，但正如乔治·E.马库斯所说，在众多表述中，抢救模式和救赎模式依然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