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最初的计划是对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在不背离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到21世纪初，资本改造中国的进程正在一步步推进。中国的这个资本化过程的肇始，应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对这些数千年的文明村落，资本的降临带来难以预料的改造后果。它带来的对包括巴村在内的中国各族村落社会的影响远非本章所能穷尽，但是它在巴村造成的后果，和它在汉区村落造成的后果，是很不一样的。

巴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历史，和此前25年间的历史稍有不同：后者是无产阶级改造历史，前者是资本改造历史。巴村经历这两次截然不同的改造，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巴村人参与这两个历史进程呢？当我们进入村落的吉毒网络体系之时，我们就会发现村落深厚的文明底蕴。

在社会的资本化面前，村民们面对一个更加难以把握的“国家”和外来者。在这二者面前，如何维护村民们的利益，这个外在的现实问题促使村落内部以不同的形式团结起来。“国家”和外来者并不是同盟，但二者的关系颇为复杂。“国家”外在于村落，其代理人对村落而言可能是外来者，也可能是本村人；而外来者则指一切村落以外的人，他们可能和村落有各种关系，也可能只是纯粹的游客。有意思的是，对巴村来说，二者都有共同的属性，既可以是在上的，也可以陡然间成为在下者，它们的存在以及二者与巴村的互动都内在于村落的文化逻辑中。

在过去近20年间，“国家”和外来者都在不断调整对巴村的政策、措施和态度。譬如基层政府在处理占地纠纷中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外来的旅游者通过旅游者内部信息和经验的传递，形成一些刻板的关于当地人的看法，并将巴村人放入其中。巴村人在发现过去积累起来的应对“国家”和外来者的经验不足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应对它们的措施和策略，比如重新区分村落的内部和外部，频繁举行吉毒活动，注重生意中的信誉等。

双方通过互动，从历史当中找出一些要素，更新以后，作为双方新的互动中介，比如契约作为间域。双方因为接触而发生的事件，包括土地承租、占地纠纷、重划村落内外的界线以及签契约等。在这些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传统间域的呈现、大小传统双方的结构性互动通过这些事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