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实践来看，再制造商掌握更多再制造的相关技术和回收废旧产品的渠道。此外，相比生产新产品，原始制造商从事再制造生产等相关活动获得的收益相对较少，使得原始制造商参与再制造的意愿较低。相反，第三方再制造商为获取再制造利润，选择进入市场以进行废旧产品的回收与再制造活动，而不是从事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Hauser和Lund调查发现，仅有6%的再制造商是新产品制造商，其他皆为专注于再制造业务的第三方再制造商，有一些甚至是全球知名再制造商，例如卡特彼勒。但是，国际上关于再制造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模糊，现实中尚存在知识产权不完善的市场，目前开展再制造业务的多为独立的第三方再制造商，即独立再制造模式。独立再制造模式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模糊，再制造商的再制造活动不受原始制造商限制，再制造产品与新产品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关系。在政府实施碳税、碳约束、碳交易政策的条件下，碳排放量会对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的生产进行限制，加剧两制造商之间的竞争，两制造商将根据产品单位碳排放量、单位零售价格和政府政策等进行综合考量，调整生产决策以最大化自身收益。而政府三种碳减排政策对再制造产业的影响途径不一样，碳税政策是对原始制造商生产的新产品征收碳税，通过限制新产品的生产来间接促进再制造产品的生产；碳约束政策设定两种产品的碳排放上限值作为原始制造商生产活动的直接约束条件，原始制造商为避免被惩罚必然会减少新产品生产量，再制造商由于不受碳约束政策限制会增加再制造产品生产量；碳交易政策允许两制造商在碳交易市场上自由买卖碳排放权，一方面通过设置小于原始制造商碳排放量的碳限额约束新产品的生产，间接促进再制造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允许再制造商出售剩余碳排放权，激励再制造商进行技术减排。因此，研究政府三种碳减排政策对两制造商运营决策的影响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分散决策时，制造商谋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行为往往会导致“搭便车”和“双重边际化”问题的产生。为实现低碳排放和再制造利润最大化，有必要对供应链协调机制进行研究。在此背景下，本书主要研究独立再制造模式下三种碳减排政策对制造/再制造供应链产生的影响，并基于供应链的效率损失问题设计相应的协调机制。从当前来看，国内外针对独立再制造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原始制造商角度分析两种产品的竞争状况，发现再制造产品会蚕食新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再制造商的竞争会对原始制造商产生不利影响。然而，有几篇文献致力于研究独立再制造模式下对原始制造商有利的因素。例如，高举红等基于产品设计属性，研究原始制造商是如何运用不同产品的可拆卸性实现自身利润的增长并降低再制造产品的竞争优势的。夏西强等分析主动再制造设计对原始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竞争机理产生的影响。Huang等基于成本信息共享激励机制，研究成本信息的共享对原始制造商和独立再制造商竞争的影响，并发现当独立再制造商与原始制造商共享成本信息时，独立再制造商可避免生产过剩或不足。Ray等基于回收视角，研究低价和高价回收策略下原始制造商和独立再制造商盈利的回购策略。高鹏等研究消费者后悔预期对独立再制造模式下原始制造商盈利决策产生的影响。分析上述文献可知，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的是独立再制造模式下两制造商的竞争机制，少有学者研究政府不同碳减排政策对独立再制造模式下两制造商竞争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基于不同碳减排政策，即碳税、碳约束、碳交易政策，构建独立再制造模式下的制造/再制造博弈模型，剖析三种碳减排政策对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博弈结果的影响，并分析对环境和消费者剩余产生的影响；其次，针对分散决策带来的边际效率损失问题，分别基于三种碳减排政策设计合作契约，以实现供应链协调；最后，对三种碳减排政策对独立再制造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为两种产品制造商选择最优的生产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政府设定恰当的碳税额、碳排放上限值及碳交易价格提供决策标准，助力国家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