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温室气体排放剧增等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受到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明确认识到降低碳排放量、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性，纷纷将推动低碳减排、优化能源结构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例如，美国各州积极设定清洁能源利用目标，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截至2021年底，美国已有31个州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制定了清洁能源标准或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日本已于2020年12月颁发《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指明产业发展方向。我国也积极开展碳减排工作，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为实现碳减排目标，政府不断进行实践，试图利用法律的强制规范作用来约束社会各界的碳排放行为，提出了碳税、碳约束、碳交易等政策。欧盟早在2005年便开始建立碳交易市场，拥有当今规模最大、建立最早的碳交易市场。学术界也在不断探究在政府各种政策条件下企业的最优生产模式，以期为企业的生产运营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与此同时，在环境状况与政策制度的双重压力下，企业试图寻求一种崭新的生产模式与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实现低碳生产。例如，在废旧产品较多的金属行业，金属材料复合再制造技术促进了金属零部件的免回炉修复，既提高了废旧金属利用率，又节省了90%的能耗，减少了碳排放。金属材料复合再制造技术的成功运用为制造行业应对碳约束、碳交易政策提供了新方法——废旧产品回收再制造。与新产品生产相比，再制造能够对低碳生产与循环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再制造能够节省70%的材料、50%的成本，减少80%以上的污染排放。此外，再制造还能推动废旧产品剩余价值的充分利用，有利于企业良好形象的树立，促进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帮助企业获得经济与环境的双重收益，如苹果、惠普和戴尔等公司。然而，在实际中，许多中小型制造商的回收再制造仍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包括再制造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资金与技术投资支出巨大等。授权再制造成为制造商应对上述困难的典型模式，即第三方再制造商向原始制造商支付授权费用，获取专利授权开展再制造业务，最终独立进行再制造产品的售卖工作。授权再制造的产生提高了原始制造商与再制造商参与再制造的积极性，一方面原始制造商能够通过收取授权费用获得更多利润；另一方面再制造商能够通过优化配置自身资源以及提升生产技术等方式不断优化再制造产品生产，增强再制造产品低碳优势，从而促进消费者购买。

但是，政府碳减排政策的实施、市场上的产品竞争也使得原始制造商与再制造商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竞争关系进一步加剧。政府为了促进碳减排，制定并实施了碳税、碳约束与碳交易等不同政策。在实施这些政策时，两产品制造商的生产均受到碳排放量的限制，两制造商将根据碳排放量、产品单位零售价格、授权费用、政府政策等进行综合考量，以使自身利润最大化。但是，三种碳减排政策对授权再制造模式的作用机制不同，碳税政策通过对新产品征收碳排放税的方式直接增加新产品的生产成本，原始制造商将调整自身生产决策以及通过授权费用影响再制造商决策；而碳约束政策限制了两制造商生产活动的碳排放，尤其是碳排放量较多的新产品将受到较大约束；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则为两制造商的生产行为与获取利润的途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哪种政策最有效仍需进一步讨论，如哪种政策最有利于再制造产品的生产？哪种政策最有利于原始制造商的授权决策？三种政策下两种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大小如何？因此，基于授权再制造研究政府三种碳减排政策对制造/再制造的影响，从而确立最优的碳减排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另外，三种碳减排政策下，原始制造商与授权再制造商分散决策会造成供应链边际效率损失，研究如何基于三种碳减排政策设计再制造合作契约以实现碳减排与收益双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有必要对三种不同碳减排政策下的授权再制造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并设计实现碳减排与收益双重目标的协调机制。因此，本文基于授权再制造构建碳税政策、碳约束政策、碳交易政策下的原始制造商、授权再制造商的博弈模型，研究不同碳减排政策对供应链各参与方单位产品零售价格和销售量、单位授权费用以及环境的影响，从而对比分析不同碳减排政策对两种产品制造商决策的作用效果，并设计固定授权费用协调机制以实现供应链协调，为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在政府推动低碳发展的背景下，选择各方收益最大的再制造合作模式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为政府设定恰当的碳税额、碳排放上限值及碳交易价格提供决策依据，助力国家持续推进低碳环保建设，实现“双碳”目标。目前国内外关于授权再制造模式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黄宗盛等研究专利保护背景下原始制造商最优再制造模式选择问题，发现相对于授权零售商从事再制造，授权第三方再制造对制造商更有利。申成然等考虑再制造成本差异和消费者异质情况，发现原始制造商主要通过收取专利授权费来转移再制造收益。孙浩等进一步考虑原始制造商与授权再制造商的合作模式，发现当原始制造商可以利用专利授权机制保障自身利益时，其并无动机与再制造商进行合作。Zhou等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原始制造商采取授权策略的关键是，授权的间接收益（例如授权费）超过翻新产品销售对新产品销售的蚕食效应。赵晓敏等进一步从长期演化角度进行分析，发现系统演化的均衡结果受再制造授权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Sarmah等进一步研究授权费用决策如何影响制造商的初始产品研发投入。曹柬等的研究表明，只有当再制造产业成熟时制造商才可能获得显著收益。

综上可知，上述学者对授权再制造模式的具体形式与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再制造模式的对比等展开了多角度分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授权再制造是解决知识产权纠纷较为有效的再制造模式，随着碳减排政策推进，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不同碳减排政策对授权再制造模式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基于授权再制造模式分别建立碳税、碳约束以及碳交易政策下的博弈模型，探讨三种碳减排政策对制造商和授权再制造商博弈结果的影响，并讨论其对环境的影响；其次对比分析政府三种碳减排政策的影响效果，求解政府不同政策的边界条件，并设计固定授权费用协调机制协调供应链，实现碳减排与收益双重目标；最后利用实例进一步研究消费者偏好和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三种碳减排政策下对供应链各方利润的影响，探究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在授权再制造模式下怎样进行运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