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是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出了一系列政策安排。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是政府为经济社会注入确定性的主要工具和途径。全球经济的波动性、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叠加，是造成当前经济高度不确定性并带来各种严重风险挑战的根源。当前经济复苏不稳、房地产业转型艰难、政府债务结构失衡等风险挑战，都还只是经济发展中的表象，更深层次的是新阶段的经济底层逻辑变了。这种底层逻辑的变化用传统理论是难以阐释的，也使得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效果不如新阶段之前。政策注入确定性的效果下降，意味着不确定性的扩大和风险公共化的增强，由此也隐性改变着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作用变强呈现为世界性的现象，试图为市场、为发展构建新的确定性。安全、去风险、可持续等，这些热词反映出世界各国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的回应和宏观政策取向。主流经济学是以“非均衡—均衡”为理论范式的，矫正非均衡，逼近均衡，这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追求，也是解释经济运行、经济危机的基本逻辑，所有的矛盾、问题和危机都隐藏在非均衡之中，全球经济的问题也是顺着这个逻辑延伸，归因于非均衡，如供需失衡、贸易不平衡、不平等竞争、实力不均衡等等。国际社会的争吵都源于这个观念。为了干预非均衡，自发明了“政策”这个工具以来，形成的复杂公共政策体系都是为此服务的，财政货币政策无疑都是实现经济均衡的有力工具。这种研究范式在具备“宏观确定性”的条件下是有用的，但当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状态，宏观确定性假设不再成立，宏观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时，即使达到均衡也是不稳定的、脆弱的。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效果为什么边际递减，源于国内均衡、全球均衡变得极其脆弱，即使通过政策干预达到了暂时的均衡，也往往昙花一现。这表明，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制定实施需要新的理论范式，需要从不确定性出发来构建确定性，“不确定性—确定性”分析框架也许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个分析框架的核心是风险，即通过控制“风险公共化”来增强宏观环境的确定性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顺着这个逻辑，宏观政策的目标在理论上应当超越宏观“均衡”，关注宏观“确定性”，即以“公共风险最小化”为目标，以阻断“风险链”、遏制风险公共化为着力点，增强宏观确定性，为市场预期的确立提供宏观条件。不言而喻，财政政策也应当转为这个新范式，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的积极财政政策设计新路径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