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社会重大变革的推动者、受益者和受害者，他们通常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寻求融入现有秩序或成为改变这种秩序的一种力量。”3530071在美国历史上，青年首次占据社会最显著、最强有力位置的时期是被称为“60年代”的特殊时期，这体现在青年的人口优势上，即“婴儿潮一代”激增的几千万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陆续成年，更体现在青年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影响力上。在整个60年代，社会青年（非大学生）大都只是作为激进政治的旁观者和反文化潮流的追随者出现的，影响美国社会的主要是青年大学生。大学生在美国影响力的增长又与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过渡相关联。从1960年至1970年，美国大学吸纳的大学适龄青年比例从占青年人口的20%跃升至50%，高校学生人口的急剧膨胀给大学的权力结构、知识体系、管理模式等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人口的集中、统一化的管理为青年学生“群体意识”“群体认同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此时，在国际上充当冷战先锋、国内正在经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的美国，暴露出了丰裕与贫穷、平等与种族歧视、和平与核恐惧等多重矛盾，给青年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刺激，推动其寻找替代性的解决方法和途径。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就在美国社会最富庶、青年受教育最好、国内民主化进程加速的时期爆发了。

在这场学生运动中，青年学生有着创造历史一般的感受，显示青年的力量、表达青年族群对社会的见解、创造青年的生活方式是其参与运动最为直接的原动力。1964年，马里奥·萨维奥所言“我厌倦读历史，我想创造历史”实为大学生普遍的想法，无论他们属于新左派还是新右派或者中间派，都是如此。霍布斯鲍姆为此评论道，“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年轻革命者的心中大事，绝对不在自己能为革命带来什么成就。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本身，以及行为之际的感受”。3530072

这场“创造历史”的学生运动，最初表现为自由主义改良性质，不久即由于越南战争、征兵问题而被激化了，转化为激进的政治运动。美国的政府、司法体系、大学、外交、文化、价值观等，均遭到猛烈攻击。随着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学生运动甚至还发展成了暴力革命的形式，在美国造成了多年的混乱和恐慌，酿成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如何直面和应对这场危机，一直是困扰美国政府、大学和社会其他力量的问题。不过，学生运动的发展和扩张虽然猛烈而迅速，但是它并没有朝着激进者所追寻的方向前进，也没有造成美国社会的全面长期的失控状态。到70年代中期，它停止了前进的脚步。早前对哈佛学生运动的态势做过悲观预测的社会学家内森·格雷泽，后来也承认，“事态的发展既不像激进派所期待的那样滑入革命的天堂，也没有像保守派所害怕的那样陷入极端混乱的泥沼；哈佛的学生运动像正常的社会现象一样以曲折的形态发展着”，哈佛“像凤凰涅槃一般从混乱中得到重生”。3530073

学生运动退潮，确实是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它的沉寂终究不是在毫无征兆的状况下发生的，这是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在宏观方面，主要表现为社会变迁对学生运动的影响。在经济上，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滞胀危机的发生、丰裕社会的结束、就业市场带来的担忧和恐慌以及对自身谋生可能性的悲观预测等，部分地消解了学生的激进意识。

在政治上，60年代末特别是70年代，保守主义政府对学生运动进行了长期监控和镇压，给激进者带来了长期的精神紧张和心理压力，在促使其疏离政治方面发挥了威慑性的作用。

在国家外交政策方面，随着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以及美国相应的政策调整，如兵役选征制度改革、承诺与逐步撤军等，使学生运动走向激进的主要因素得以缓慢清除，因而以反战为中心的学生运动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同时，美国战略的调整带来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这些都给大学生运动的持续和转向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在价值观上，60年代在大学生中间形成的以国家为导向的价值观，在70年代与主流价值观发生融合，并进一步发展成以“自恋主义”“自我一代”为标识的价值观，更进一步促进了利他主义的学生运动解体。激进女性主义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虽说是学生运动的裂片，但都是关注自我利益的群体运动，已经远远脱离了学生运动的宗旨，“这些狭隘目标与全世界革命令人陶醉的意图已迥然不同了，这些运动正是自这一点上说明了新政治运动更多的是失败”。3530074

此外，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与以前的社会运动相比，它还呈现突出的特点，即它受到新闻媒体、好莱坞电影等大众传媒较长时间的关注，并且与新闻媒体、电影一度结缘。新闻媒体的渲染、电影对青年伦理和价值观的推崇，共同帮助学生运动走进公众的视野，使之成为众所周知的社会运动，为学生运动的扩募、学生价值理念的推广以及赢得公众的同情创造了很大机会。不过，大众传媒对其的关注，总体说来是在媒介的霸权模式下进行的，也受社会风向的影响，对学生运动有着很大的破坏性。特别是进入70年代，凭借媒介霸权，新闻媒体与好莱坞电影先是对学生运动、青年伦理的合法性和价值进行了权威式的解构，然后是“无情”地忽略。这种变化，给已经对大众媒介形成强烈依赖的学生运动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走出公众视野的学生运动，很快从真实的视界中消失了。

在中观方面，大学的治理以及大学内环境变化对学生运动的激进情绪起了至关重要的稀释作用。大学是学生运动组织和活动的重要基地，也是激进学生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大学危机是整个60年代都存在的严重问题。面对危机，大学治理者接受学者和大学管理者的评估建议，对大学进行了危机治理。这些治理措施包括取消“代理父母制”、部分满足大学生的知识关联性需求、面向学生开放学术与行政权力、实施针对少数族群的肯定性行动等。这些措施快速地推进了美国大学的民主化进程，消弭了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尤其是外围参与者的不满，给运动的合法性、持续性以及群众根基带来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学生运动的衰亡。

另外，70年代大学内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摧毁了学生运动所依赖的根基。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趋势和终身教育理念的推行，打破了大学原有的学生成分结构，也引起了学生生活方式、居住方式、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因而，它们给学生运动的持续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在微观方面，存在两个令学生运动难以持续的重要因素。首先，运动本身处于一场难以克服的危机中。这一内部危机首先源于运动指导思想的混乱。它自始至终，都让不同的思想处于竞争状态，而没有确定真正的方向，并且，激进者即便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无法得到清晰的指向，因为马尔库塞的理论本身就是不断修正和变化的。运动理论的混乱也造成了行动的无序，随机地调整策略、随意地变更议题，使运动失去方向。运动思想的混乱也致使学生运动组织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学生运动组织自1965年以来发生的三次重大分裂，最终使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SDS归于解体，也造成激进学生纷纷进入关注自身利益的少数族群运动中，参与学生政治运动的理想主义激情逐渐消退。

其次，学生运动本身也依赖于群体的特殊性。学生群体兼具“边缘人”与“过渡人”的双重身份，虽然这能够使其更具批判性和革命性，但是，恰恰是这两种身份，也构成了他们的重要弱点，因为无论是“边缘人”还是“过渡人”，对于学生来说都只是过渡性的身份。太多的变数摆在他们面前，因为他们真正的人生征程还没有开始，在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之前，要判断他们的未来，尤其是未来的政治倾向，都是很困难的。随着时间的流变、年龄的增长、社会包容性的增强，激进学生无论选择的途径如何，都不可避免地要踏上回归和融入主流社会之旅，不可避免地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发生重要的转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往后的政治活动不会再以学生的名义来参加。60年代末70年代初，激进者纷纷开始了向主流社会或顺畅或曲折的回归之旅。在激进者尤其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纷纷疏离激进政治的情况下，学生激进运动的退潮也在所难免。

美国学生运动的研究专家肯尼思·肯尼斯顿曾说过：“我一贯相信青年的反叛不是已经消失的时尚。”3530075青年反叛，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的反叛，在世界现代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也不会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学生运动、学生集体行为等，均带有一定的周期性、传染性，是每个国家、每所大学现在和未来都要加以重视和面对的一个问题。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是同一时期欧美学生运动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对它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但是，总体来说，对美国大学生运动退潮的原因的分析还远远不够。笔者认为，对美国学生运动退潮原因的回溯性的研究，与对学生运动的缘起的研究一样，都是十分有必要的。缘起研究重在研究社会如何滋生反叛和不满，为日后尽量避免类似的学生反叛浪潮提供借鉴，帮助国家和社会做好事前预警和预防工作。而退潮因素的研究，研究重点在于国家、社会和大学如何评估和治理这场危机，如何对运动本身的状况（成员结构、运动理念、组织状况等）进行全面的评价以确定其发展规律和轨迹等。因而，它重在事后处置。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中，国家、大学、公众力量对学生运动的应对措施，对于我们的国家和大学评估与治理校园危机、应对学生集体行为等，仍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