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与信息传播智能化的迅猛发展，中国迈入环境风险治理的新时期。无论是全球变暖背景下高频出现的极端气候风险，还是新科技引发的邻避运动或病毒引发的健康风险，都日益表现出“触点”多变、不确定性增加、影响力显著等特点，甚至愈发显现网络舆论与现实场景“跨界”“跨平台”“跨时空”“跨圈层”的外溢趋势。对此，我国政府已陆续出台《环境保护法》《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相关法规与政策文件。

学术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多从公共管理视域出发，探讨风险治理过程中个人或群体的共治关系或模式，如互动决策、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较少关注环境变量，尤其是较少关注新技术变革对数字时代社会结构的形塑以及风险治理的影响。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移动终端触网率的不断提高，我国公民对环境风险的关注度和公众环境权益意识正显著增强，对环境诉求的表达意愿日益高涨。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不仅让个体行动者、组织行动者以及其他技术主体前所未有地卷入环境风险事件演进的全过程，同时也为我国政府应对环境风险难题、提升数字治理的水平提供了良好契机。

基于此，媒介化与网络化成为本文探讨良性风险传播与理性风险对话的独特维度。具体地，本文首先通过对全书环境风险事件的案例回顾，剖析提炼出新时期我国出现的风险传播的共性问题以及治理困境；以此为前提，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域下，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媒介化治理的具体内涵，以及如何利用风险沟通的思路实现我国社会文化底色、智能传播技术与多元行动者网络的互通互融。本研究认为，媒介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工具与治理主体，为构建环境风险的社会治理循环提供了一条宝贵的资源路径。对此，本研究也试图探索出一种以媒介化治理为核心、以智能技术为中介，整合媒介内容、平台技术可供性以及异质行动圈层的数字善治实践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