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形上学”一方面扬弃了形而上学的抽象形态，另一方面又与各种形式的“后形而上学”保持了距离。在抽象的形态下，形而上学往往或者给人提供思辨的满足（从柏拉图的理念到胡塞尔的纯粹意识，都在不同意义上表现了这一点），或者与终极的关切相联系而使人获得某种超验的慰藉。相对于此，“后形而上学”的各种趋向在消解不同形式的超验存在或拒斥思辨构造的同时，又常常自限于对象世界或观念世界的某一方面：在实证主义那里，现象-经验被视为存在的本然内容；对分析哲学而言，语言-逻辑构成了主要对象；按“基础本体论”（海德格尔）的看法，“此在”（个体之在）具有优先性；在解释学中，文本被赋予了某种优先性；从批判理论出发，文化、技术等则成为首要的关注之点，如此等等。中国哲学曾区分“道”与“器”：“道”既是存在的原理，又体现了存在的整体性、全面性；“器”相对于“道”而言，则主要是指一个特定的对象。具体形上学在肯定“道”不离“器”的同时，又主张由“器”走向“道”，由此达到对世界的真实理解。如果说，形而上学的抽象形态趋向于离“器”言“道”、“后形而上学”的内在特点在于离“道”言“器”，那么，“具体形上学”则表现为对以上思维进路的双重超越。具体形上学在哲学的层次面对时代大问题，综合化用中西思想资源，建构了一个开放的当代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