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既迎来新的机遇又面临新的挑战。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科技支撑”被作为社会治理的七大要素之一被首次在这种重要的会议中提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可以说，社会治理智能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手段正是因为科技创新的不断推进而经历巨大变革，这就使得之前很难精准获得的民情民意动态和社会治理需求能够及时被察觉和掌握，从而提升治理效能。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纷纷开展社会治理智能化探索，孕育了杭州市“城市大脑”、北京市“吹哨报到”“接诉即办”、上海市“一网统管”“一网通办”、深圳市“民意速办”等优秀案例，有力推动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在回顾社会治理智能化概念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梳理国内近年来超大城市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探索和经验，并以深圳市的实践为例，讨论社会治理智能化在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