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社会风险调控的“都江堰”

一 当前中国社会舆情的特点

转型期的中国，因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舆情持续升温。“社会利益矛盾的关联多极化、复杂化，导致在转型期一点小事，或一个小的矛盾都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造成一系列的后果。”319278而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使得社会舆情赖以生存的传播渠道急剧扩张，以往因传统民意表达渠道不够通畅而被压抑的表达欲望得到空前的宣泄和释放，原本处于内隐状态的中国社会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外显程度。当前中国社会舆情的特点可用四个维度来衡量。

1.传播速度快

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加快了社会舆情事件的传播速度。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的统计，2007～2011年影响较大的社会舆情事件中，通过网络曝光的热点事件接近六成，超过半数舆情事件在事发当天被曝光。以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当晚20点38分，即温州动车事故发生4分钟后，车厢内的乘客“袁小芫”发出第一条消息：“D301在温州出事了，突然紧急停车了，有很强烈的撞击。还撞了两次！全部停电了！！！我在最后一节车厢。保佑没事！！现在太恐怖了！！”20点47分，即事故发生13分钟后，网友“羊圈圈羊”发出第一条求助微博，转发突破10万次，两小时后该网友获救。

2.事件数量增多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舆情事件由最初的每月几起，逐渐增长到每月十几起乃至数十起。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的统计，2007～2011年，影响较大的热点舆情事件呈逐年加速上涨趋势：从2007年的183起，增长到2008年206起，增长了12.6%，到2009年有243起，较前一年增长了18.0%；进入2010年以后，网络舆情增长的速度进一步加快，2010年增至308起，比2009年增长了26.7%，而2011年比2010年则增长了55.8%。从12.6%到55.8%，舆情事件的数量随年度呈加速上涨趋势。

3.舆情热度增加

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对2009年、2010年和2011年三年热度排行在前60位的舆情事件的热值转换值的平均数的统计，2009年、2010年的平均热值分别为7.7266、11.0213，2011年为11.4661，2011年的热度明显高于2009年、2010年。如温州动车事故发生2小时后，新浪微博上发布献血号召，上千名微博网友前往血站献血，网友“yaoyaosz”发布的血站现场照片转发突破10万次。温州动车事故一个星期后仅微博就有3亿转发量、3000万评论量，对相关政府部门形成巨大舆论压力。而郭美美事件曝光后，讨论郭美美的网民超过了1亿人次。6月26日晚，郭美美乘坐航班从深圳飞北京，被网民公布了航班号、座位号、航班飞行状态，那天飞机晚点，几千万网民不睡觉，等待郭美美走下飞机。319279

4.烈度攀升

舆情事件的烈度即社会舆情事件对社会的冲击破坏程度。在一次次引发公众关注的重大社会舆情事件中，中国的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等一再遭受信任危机。如温州动车事故，极大损害了中国的铁道部门的公信力，进而中国的发展模式等也开始受到公众质疑，类似“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319280的呼声高涨。而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被曝借公益牟利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使得中国慈善业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小悦悦事件的发生则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讨论推向高潮，在“2011中国全面小康进程中最受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调查中，“社会道德风气”位列第七名，2007年以来首次进入国人关注的问题前十名。319281

二 减少舆情冲量的新思路

当前微博等新型网络舆论载体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公众参与的能力，产生巨大的舆论冲量。借助互联网特别是微博等新兴媒体形式，原本被压抑的社情民意如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截至2012年年初，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微博网站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已经超过2.5亿，每天有接近1亿条的微博内容产生”319282。如此巨大的网络信息量对各级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形成巨大挑战。“我们从目前制度建设方面，整个政府在应对网络媒体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架构、制度保障。”319283而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化解许多冲量，势必导致社会管理的大坝坍塌。比如突尼斯城管打人事件最终导致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发生颜色革命。因此面对巨大的舆论冲量，增加坝的高度不是最佳选择，加高坝会加大社会管理成本，同时也削弱了政府改善民生的水平，使矛盾更加激化。另外，再坚固的堤坝都很难抗拒逐渐增强的舆论冲量。在此情形下，如何正确理解舆情和调控舆情成为各级政府部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缓解负面舆情、减少舆情冲量的新思路。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现存的最古老而且依旧在灌溉田畴、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都江堰市西侧的岷江上，距成都56公里。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出现彻底解决了成都平原面临的水患问题，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是为天府之国。都江堰水利工程也因此成为因势利导治理水患的世界经典案例。

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都江堰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最大程度上遵循了“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指导思想，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它强调的是要充分掌握河流的流势和其他自然条件，加以利用和正确引导，利用有利条件消除不利因素，同时要随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采取不同的措施把工程做好。这一治水哲学思想不仅对水利工作，对当前的舆情调控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面对巨大的舆论冲量，“堵”不是办法，加固堤坝也不是办法，只有分流引导是最佳、最经济的方法，原因有二：一是一味地“防堵”只会造成维稳成本的提升。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对维稳的投入大幅增加，维稳投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一项重要的常规行政支出。据财政预算，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3.8%，占全年预算支出6.23%，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011.56亿元。二是再坚固的堤坝在强大的冲击波面前最终也会溃坝。最好的方法还是选择性疏导，开一些口，减缓冲量（单位事件内信息量的乘积），让一些冲击波通过大坝，减少瞬间冲力；设置一些栅栏，让冲击波能够顺畅通过，这样其实让舆情作用力在较长的时间中分散了瞬间冲力，减少了冲击波造成的不应有的社会危害，于国于民都有利。

减少舆论冲量的办法，一方面在于加强沟通，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使矛盾冲突不至于阻塞汹涌。回顾近年来的诸多舆情事件，究其实质，大多源于群众利益诉求得不到纾解和满足。不少政府部门在遭遇危机之后，出发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压服，这必然致使冲突一再升级319284，结果往往是使民众抗争行为更加不可控，冲突不断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舆情事件案例库、数据库，并对案例和数据进行充分的挖掘，全面掌握社会舆情的发生演变机制、规律，以及涉事主体的应对行为可能对舆情产生的各种影响，未雨绸缪，对可能发生的舆情危机尽早作出防范，系统而可持续地减少舆情冲力。

三 我们能做什么？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以上海交通大学强大的信息安全技术优势和跨学科、多层次的社会舆情研究团队为支撑，是国内领先的舆情分析与研究机构。作为一个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的专业化研究机构，舆情研究实验室秉承公正、客观的立场，定位于独立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方智库，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己之力。目前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拥有强大的舆情监测分析系统、五大案例库和数据库、三大舆情指标体系支撑，研究基础扎实，可以为相关政府部门更好地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借鉴。

1.强大的舆情监测分析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与信息安全工程学院共建有“信息内容分析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目前，“国家工程实验室”研发的社会舆情分析软件运用多种高性能的海量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对20万个主流网络社区、网络媒体、博客、微博网站等实行监控，并辅助搜索引擎结果匹配技术，确保有效消息遗漏率降至最低，在此基础上，已初步形成一套国内领先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预警与辅助决策系统，为政府、企业等提供网络舆情培训、咨询和服务。

2.五大案例库数据库支撑

目前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自主研发有“中国公共事件数据库”。该数据库依托全网信息聚成平台，拥有信息采集、信息聚成、信息发布等方面的功能。该数据库从1994～2012年的7000余起公共事件中，分行业、政府、企业、话题、人物、区域等类别进行全网数据的抓取，共形成突发公共事件数据库和案例库、网络谣言案例库和数据库、意见领袖案例库和数据库、企业舆情案例库和数据库、网络动员案例库和数据库等五大案例库和数据库，并以每天数以万计的数据在不断更新。同时，借助中国公共事件数据库平台，运用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建立数字仿真模型，可以模拟公共事件和网络舆情走势之间的关系，预测未来网络舆情的走向，为政府等决策部门提供科学参考数据，准确判断舆情的影响力和发展趋势，提升网络舆情危机应对能力。

3.三大舆情指标体系的建立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自行研发了“社会舆情指数”评价体系、“舆情应对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和“危机事件中政府形象”评估指标体系三大指标体系。其中“社会舆情指数”主要用于衡量不同舆情事件在社会舆情领域中的受关注程度；“舆情应对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对社会舆情事件中政府、企业、个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舆情应对状况进行评估；“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形象评估指标体系”重在对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形象进行评估，以发现政府形象构建中的缺陷和问题。三大指标体系经与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比对后发现，具备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和信度，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均较强。

谢耘耕

2012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