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以来形成的同盟和伙伴国体系为美国提供了干预欧亚大陆事态的前沿基地，使其获得了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非对称战略优势，克服了在地理上偏居一隅的劣势。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军售、联合军演、专业培训以及防御责任转移，让盟友和伙伴国从单纯的安全依赖者转变为安全提供者；同时，借助情报共享、增强彼此间设备的相互可操作性，加强体系内部成员间的联系，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网络化的安全结构，以集体的方式回应地区内出现的安全挑战，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美国试图在印太地区推行一种由私营部门推动的发展模式，在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和能源安全领域建立一套符合美国价值观的融资、招标、法律、环保、社会治理标准，这些目标的实现同样离不开盟友和伙伴国的参与。上述要素汇聚在一起，意味着传统的、等级色彩鲜明的轴辐体系将朝着水平化、网络化的方向转型，不同盟友和伙伴国在体系内部的地位以及职责、权利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变化。QUAD成员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非QUAD成员国韩国在这一时期同美国关系的演变，具体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引发的美国同盟和伙伴国体系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