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候选人、消极选民与强势“选举机器”、积极分子共同构成了社区选举的行动主体。如果说贿选是村委会选举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那么陪选现象则集中反映了城市社区民主的深层困境。本文通过对上海市最近三次居委会换届选举的经验观察，首先探讨了陪选现象在不同职位和不同社区的分布规律；进而剖析了陪选的具体操作方式；最后从体制和社会层面，阐释了居委会陪选现象的深层根源。陪选可以同时实现“输家最小化”和“确定性最大化”，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差额选举与组织意图的结合，但同时也降低了选举的严肃性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