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中韩建交二十周年，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以双方一系列重大国际性活动为契机，两国交流合作进一步活跃。在此大背景下，我们迎来了由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由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资助的第八届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

论坛于2012年5月19～20日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议主题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的新探索”。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延边大学、海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届论坛，提交论文33篇，分别就“中国与朝鲜半岛”“东北亚安全与大国关系”“韩国历史与文化”“朝鲜半岛问题与东亚共同体建设”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韩国中南大学前校长宋荣浩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大同与弘益》的特别演讲。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观察》主编、图书馆馆长胡礼忠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教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对提交的论文作了精彩、到位的点评。

关于“中国与朝鲜半岛”专题，有6位同学提交了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庞永峰的《论中韩战略合作的构建、发展与前景》，回顾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背景、过程、内容，分析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4年来对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东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文章通过与中美、中俄、中日等关系的比较，探讨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面临的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复旦大学邱昌情的《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韩关系》认为，非传统安全日益成为观察中韩关系发展的新视角。以中韩海上渔业纠纷为案例，指出自《中韩渔业协定》生效以来，我国渔民与韩国方面的渔业纠纷和冲突事故频频发生，中国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涉外渔民纠纷处理，成为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新课题。中韩两国海上渔业纠纷不仅给两国渔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而且给中韩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中韩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对海上渔业纠纷的协调与合作，促进中韩关系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吉林大学孙衍斌的《新形势下的朝鲜核问题与中国的政策选择》指出：金正恩执政后，朝鲜的核路线出现了偏向“温和折中”的调整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经济和国际合作在朝鲜内外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主张中国政府应该选择适当的政策来推动这一良性调整的继续。从近期看，中国需要帮助朝鲜实现政权平稳过渡，推动朝鲜新政权重返六方会谈；从长远看，中国需要帮助朝鲜融入国际社会，实现中朝关系正常化。复旦大学杨龙的《中韩苏岩礁之争及解决措施》认为，中韩苏岩礁（离於岛）之争不是领土纠纷问题，而是中韩因两国海洋专属经济区重叠而发生的界限争端问题。需要中韩双方依照相关国际法的规定以及现实状况，共同努力，公平、合理、和平地加以解决。上海外国语大学唐纲的《隋唐以来中朝朝贡制度的演变》论述了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是宗藩关系在国家间关系层面的外化。就纵向历史而论，中朝朝贡制度的发展经历了隋唐时期的确立，宋、辽、金时期的外溢，元、明和清中前期的发展完善以及清中后期的逐步瓦解阶段。从实质内容而论，在朝贡体系中，宗主国注重的是礼仪性，藩属国看重的是物质利益，中国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是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吸取朝贡体制的积极历史遗产有助于处理好当今国家间关系，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延边大学陈放的《清入关初期与朝鲜关系述论》，在梳理和分析众多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认为，清入关初期，与朝鲜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从清政府来说，为树立新“上国”形象，开始缓和与朝鲜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削减朝鲜对清纳贡的岁币；缩减清使在朝鲜接受的馈赠；释放并礼遇朝鲜使臣等，另外，也对朝鲜内政加强了干涉，实施政治高压。从朝鲜方面来说，由于受“小中华”意识的影响，思想上抱有“反清复明”志向，现实中又逐渐接受清的“上国”地位，为清与朝鲜典型朝贡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关于“东北亚安全与大国关系”专题，有7位同学分别从分析中美、中韩、美朝、美韩等关系入手，就东北亚安全局势与大国关系发表看法。复旦大学钱旭明的《美国的亚洲战略新动向与中美在东北亚关系浅析》分析了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战略新动向，指出奥巴马政府的“太平洋世纪”战略包含六个关键方面，分别是加强双边安全同盟、深化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合作关系、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如此造成了中国和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呈现竞逐兼容的关系。吉林大学王文军的《韩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安全领域合作探析》认为，近年来韩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安全合作越来越趋于活跃，双方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合作内容不断丰富。尤其是李明博总统上台后提出了“新亚洲构想”，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大力推进和深化韩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关系。该文判断，短期内韩国与东盟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提升，但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从长远看，韩国与东盟国家不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势必会加剧东亚地区军备竞赛，不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需要引起关注。辽宁大学公为明的《东亚安全局势对中国能源进口战略的影响》以东亚安全局势为背景，分别从中国周边海洋能源开发、海外能源供应和能源运输通道安全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能源战略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以及未来东亚安全局势下中国能源进口战略安全模式。他认为，在关乎未来中国能源进口安全的岛屿与海洋资源争夺中，中国要对国家主权保持高度敏感性，属于中国的，应该寸土寸海必争，做好付出任何代价的准备。在涉及能源合作等“低级政治”事务中，需要务实灵活的政策，努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上海外国语大学郑已东的《美朝核博弈及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建构主义分析》借用建构主义的有关概念和原理，解读美朝在历次核危机中的博弈思维和心态，认为朝鲜核危机产生的关键在于美朝对彼此的“敌人”角色认知和身份架构，回答了美朝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期敌视和对抗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分析了朝鲜半岛问题的未来走向：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除非朝鲜半岛各利益相关国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或出现由于误判而导致冲突、引发战争，否则，朝鲜半岛将仍处于“紧张—缓和—紧张”的循环态势中。外交学院凌胜利的《规制主义——美国东北亚安全战略探析》认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当中，亚太地区的地位不断提升，大国力量胶着、形势跌宕起伏、不确定性四处充溢的东北亚地区成为美国安全战略制定的重中之重。基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所面临的中国崛起、美日联盟转型、朝鲜半岛整合与俄罗斯复兴四大课题，美国将采用以双边联盟为主导，辅之以多边安全机制的方式，秉承规制主义，不断维护、提升其在该地区防止挑战性大国崛起的能力，保持对地区稳定事态的控制，并推动美国自由贸易和民主扩展的战略目标与国家利益。复旦大学朱芹的《近代周边四国半岛政策的变迁与特质》认为，近代中、俄、日、美对半岛政策各具特色：中国为保韩政策，经历了由宗藩自治到平等国家关系的建构再到扶助韩国独立的政策蜕变；日本为征韩政策，执行了由争夺到蓄谋已久的吞并最终被迫退出半岛的政策；俄国为争韩政策，呈现了从跟日本角逐到被逐出半岛、从援助临时政府到坐视不救、从托管半岛到扶植朝鲜的沉浮；美国为涉韩政策，历经了从涉足朝鲜到坐视中日血战、日俄火拼，坐享渔翁之利，从坐视临时政府的独立与置其承认诉求而不顾，到托管半岛的动议并坐拥在韩特殊权威与利益。这些政策与半岛政体的内政外交交织、博弈，对半岛的动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韩国历史与文化”专题分上下两个专场，有13位同学发表了论文。在历史方面，山东大学周国瑞的《述论光绪年间的中朝海难救助（1882～1894）》指出，自1882年清鲜缔结《中朝商民水路贸易章程》后，虽然规定双方不再承担彼此遭风难民的救助费用，但中国仍一如既往地救助朝鲜遭风难民，只是朝鲜对中国遭风难民反应冷淡，甚至施以抢劫。其背后原因不仅与中国渔民对朝鲜西海岸捕鱼业的冲击以及清廷未能有效保护朝鲜的海洋权益有关，也与朝鲜主权意识觉醒及维护本国利益要求密切相连。复旦大学李廷青对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在高丽史方面的研究做了很好的综述。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对高丽史的研究，在外交、政治、经济、文化、人员往来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亦存在着对高丽本体历史研究不足、研究总体水平较低、研究缺乏国际视野等问题。东北师范大学的王晓影、王志强对李鸿章和李裕元间的书信做了专题研究，指出，从1875年12月至1881年2月，李鸿章与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元老大臣李裕元之间有过17次书信往来，内容涉及当时中朝关系最高层内幕，不仅是李鸿章与朝鲜王朝官员之间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书信联系，更是直接影响19世纪末中朝关系的高层政治外交渠道。复旦大学梁志善的《韩人移住内蒙古地区研究》，将韩人移住内蒙古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清铁路建设时期，第二阶段是在内蒙古建设独立运动基地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满蒙开拓团移住的时期。这三个阶段移住内蒙古的韩人的性质与主导势力有所不同。第一阶段移住的韩人大部分为劳动者。1897年东清铁路开始建设后，沿海州的一批韩人为寻找新的工作移住到内蒙古东北地区。第二阶段的韩人移住以临时政府为主导。1923年，韩国临时政府的安昌浩与金昌淑移住内蒙古包头，在那里建立了倍达农场。第三阶段与日本的满蒙政策有关。1927年，日本举行东方会议，决定推行积极的满蒙政策，将韩国农民强行从朝鲜半岛移住到内蒙古开拓农场。北京大学张宝云的《韩国对朝鲜战争的公共记忆》在分析朝鲜战争后韩国中学教科书以及新闻报道中有关朝鲜战争内容的基础上认为，韩国对朝鲜战争的记忆方式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韩国对朝鲜战争认识的演变与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直接相关。特别是教科书中的叙述，根据不同政权的不同需要对历史事实进行重新构建、解析。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后，韩国对朝鲜战争的认识愈加客观。南开大学张磊的《构建出的韩国史——田保桥洁〈近代日中鲜关系研究〉述评》认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为了缓和中朝矛盾，扫除对外侵略的后顾之忧，日本在韩殖民当局网罗了一批史学家，用“殖民主义”史观重新建构韩国史，田保桥洁的《近代日中鲜关系研究》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采用“先立论，后著书”的方法，认为韩国不具备自主改革的能力，将日本装扮成“救世主”形象，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进而吞并韩国寻找“历史依据”。

在文化方面，中央民族大学王进明的《论乐与韩国词的渊源》考证了韩国词与乐之间深刻的历史渊源。隋唐时期，高丽乐传入中国，融于燕乐，构成词产生的重要母体之一，文人在燕乐的基础上依声填词创造一种新文学形式——词。北宋时期又以乐为载体传播至韩国，因适应统治需要，为统治者所接受，在适宜文化环境下君王主动创作韩国词文学。韩国词的产生是两国文化长期友好交流、双向互动、相互渗透融合的必然结果。中央民族大学苏杭的《韩国基督教本色化与爱国主义》指出，基督教伴随着韩国苦难的历史而成长，除了发挥重要的宗教性功能之外，作为一种西方思想价值体系，对韩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爱国主义为切入点，通过对韩国本色化基督徒的两种政治参与倾向的分析，阐述了基督教在韩国民族主义运动、民主化进程以及统一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孙雪岩的《官方与民间互动下的秋夕研究》认为，秋夕是韩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其在不同时代的变迁过程反映了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传统节日民俗的重要影响。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传统习俗文化的兴衰。吉林大学刘春丽的《朝鲜使臣视角下的明代辽东文化》指出，明代辽东地处边疆，多民族杂居。辽东文化呈多民族、多宗教并存局面，儒家文化不占独一地位。论文以《燕行录》材料为中心，探讨了韩国使臣不认同辽东文化的原因，认为与朝鲜国内独尊儒教文化、斥佛厌道有直接关系。朝鲜把程朱理学作为指导原则和治国方略，这一方面使朝鲜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儒家思想，对儒家有创造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其他思想、流派在朝鲜的传播，程朱理学对纲常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朝鲜使臣抨击辽东文化，暴露出一元文化同多元文化的冲突。中央民族大学苏珊的《个人化、边缘化、独白化——简析申京淑〈单人房〉》谈到，从一些不起眼的地方撕破被抹平的所谓“普遍的无差异性”，申京淑不动声色的写作成为女性灵肉铭刻活动，她不加虚饰的、本真的穿透性语言将自己的体验楔进历史的缝隙。她是在用心写作，写作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使其自身获得拯救，也是整个韩国女性自觉意识的萌发。中央民族大学张丽娜的《论朴趾源的“序跋”类散文》指出，朴趾源是18世纪朝鲜社会颇具影响力的实学家和文学巨匠，他的序跋文渗透着北学精神，涉及文学与自然、时代关系、内容和形式关系、继承和革新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等文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朴趾源的序跋类散文立论坦率中肯，行文不拘体例，语言精警凝练，饱含着实学精神和文论思想，其丰富的内涵可以成为窥探朴趾源文学世界的窗牖。

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与东亚共同体建设”专题，有8位同学提交了相关论文。对于朝鲜半岛问题，辽东学院胡国洪的《朝鲜经济改革屡屡失败的原因分析》认为，冷战体系瓦解后，尽管朝鲜曾多次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调整”“改善”等带有某种经济改革性质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并没有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朝鲜经济改革屡屡失败，朝鲜经济在低谷中徘徊、挣扎和煎熬，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主体思想”与“先军政治”思想的经济路线错误和世袭制对经济改革的根本性阻碍。山东大学马迎凤的《冷战后韩国保守主义与对外政策》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韩国政治、社会、文化经历着瓦解、重构的过程，政治理念与社会经济思想也在新旧两个板块之间产生着激烈的冲突与碰撞，在这一背景下，韩国保守主义凸显。此后，由于进步派政府推行的内外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韩国外部安全环境发生变化以及美国新保守主义影响，韩国保守主义影响逐渐扩大并最终回归权力中心，对韩国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外交学院吴太行的《韩日两国对美自由贸易协定政策比较研究》从经济外交的视角出发，在目的、实施条件、效果、国内反应、政策展望五个维度对韩国、日本两国的对美自由贸易协定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韩美FTA和日美TPP这两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都可能形成具有排他性的封闭经济圈，将不利于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导致我国周边经济环境的变化。为此，中国应有所准备，规避短期内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集中力量发展核心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养竞争力，提高抗风险能力。复旦大学曹玮的《试析韩国公职者财产登记制度》讨论了韩国公职者财产登记问题，指出，公职者财产登记制度是通过确立公职者群体的伦理，确保履行公职的公正性，提高公职者的服务意识，进而实现建立透明、廉洁政府目标的一种制度设计。韩国公职者财产登记制度自198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共经历了四次重要的发展时期，经历了一系列的细化、修补与完善，在确立公职者伦理、预防腐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韩国社会的公平、正义与进步。但制度本身还存在很多漏洞，与其配套的执行部门也不完善，导致对财产登记的审查不够严格，对违规者缺乏相应的惩戒，影响了制度实效性的发挥。对于东亚共同体问题，山东大学范磊的《东盟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困境分析》认为，东盟要实现《东盟宪章》提出的“同一个愿景、同一个认同、同一个共同体”的目标，必须在共同体建设中加强合作、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因外部性而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增加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缓解供给不足的困境。外交学院衣海曼探究了日本东亚共同体思想的来源，指出日本是最早提出和倡导东亚区域合作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政界、财界、学界就以其不同方式，对亚太地区国家间合作绘制蓝图，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最先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了解东亚共同体思想的来源，对于把握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意图和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复旦大学卜凤坤的《同质性因素与东亚国家集体身份构建》指出，温特建构主义理论推动集体身份形成有四种因果机制，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及自我约束。据此可以考察形成中的东亚共同体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考察了东亚国家之间的同质性对共同体这一东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积极意义，并对过于强调东亚国家异质性的观点提出批评。复旦大学傅干的《朝鲜与东北亚区域合作》认为，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多边治理的兴起，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问题。国际合作问题被简化为如何保证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朝鲜安全和经济的负外部性给东北亚造成极大影响，区域各国如能共同提供针对性的区域公共产品，对消除朝鲜问题的负外部性和实现东北亚和平、稳定、繁荣，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