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教育、艺术、科技以及典章制度、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是东亚各民族精神的最重要的源头活水之一，也是东亚各民族不断创业的精神财富之一。

21世纪，人类和东亚共同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和各文明之间的冲突，并由此五大冲突而带来五大危机，即生态危机、人文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直接威胁着人类和东亚的生存和发展。如何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东亚儒学文化能否对此作出回应，能否具有化解的资源？笔者认为，儒家创始人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便是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的指导原理和操作方法。它为人类的“安身立命”启示了方向，为家国的“修齐治平”开出了理路。这就是说，儒学在现代社会仍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全球理念的视阈中，在与中国儒学的比较中来研究韩国儒学，可以显示韩国儒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在和合学视野下，韩国儒学的特点可以放在和体仁用、和体礼用、和体义用的视阈来观察；也可以从纵观、横观、合观三个方面来看：纵的维度是历史演化，横的维度是对其横断面的概括，合的维度是纵横融突的和合。

从纵的维度来看，儒学在韩国的传播和发展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引进、受容、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融突期（从公元前3世纪到统一新罗、高丽时期），以儒家经验理性的道德伦理为特点；后一个阶段是发展、创新与对佛道文化批判的和合期，以理学儒学的道德的形而上下相合一为其特征。细可分为四个阶段，前后均可分为二：公元前3世纪左右到三国时期为传授期，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为融合期，是为前期；朝鲜朝为造极期，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朝鲜朝灭亡，为延续期，是为后期。在此四期的演变过程中，儒学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以及儒学自身的理论形态的变换、思维内涵的变化等内外原因的转变，而呈现出其独有特点。这些特点是韩国儒教精神的精华，也是韩国民族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