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以博爱和普世为信念，从偏处西亚一隅的地区性宗教，征服了罗马帝国文化，融合了希腊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它的精神渗透到了西方文明的各个层面，“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472208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也同样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也就是文化之间的输入、输出和冲突融合的问题，而在新航路开辟以后，其外向普世的欲望和步伐越来越大。

16世纪中叶，紧随葡萄牙大帆船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472209的传教士们，却在东亚传教历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韩国和日本，均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日本，虽然自1549年沙忽略登岛传教，至1605年信徒达到75万人，但在因“冈本大八事件”而起的禁教运动中，信仰基督而不愿改宗的教徒有28万人被杀（1614～1635）。472210基督教在日本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此后200余年，日本实行锁国禁教政策。这是一个基督教精神与大和文化冲突的极端例子，非本文主要关注之点。

17～19世纪，基督教悄悄在中韩两国登陆，开始了他们在“最大特征是汉字的使用，儒教和佛教的普及”472211的东亚文化圈两个典型国家的早期传教活动。基督教楔入中国和朝鲜社会，对两国固有的社会秩序和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传教士欲将基督教从东方社会中的亚文化凌驾于东方主体文化之上时，一系列激烈而又持久的对抗也就不可避免了，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史家所谓的“教案”或“教难”、“邪狱”。但是仔细考察中国和朝鲜李朝教案，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是基督教在同样的儒家文化的土壤中结出了不同的果实。依据文化传播的一般原理，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相遇，始则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走向适应和调和。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格外坎坷，明末清初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对抗，至20世纪初仍连绵不断地爆发教案，嗣后又有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主流社会总是与基督教格格不入。反观朝鲜李朝，在19世纪末与列强签订开禁条约后，一反防教甚于防川的做法，向基督教敞开了大门，从对抗走向了适应的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