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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的人生与激变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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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诸多的方面得以呈现。其中,宗亲关系是一个重要视点。宗亲关系的变化为什么值得关注?简要地说,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它本身能代表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某种特点,二是它在时间向度上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第一层原因是在文化的空间比较视野里得以成立的,例如,许烺光在对中国、印度和西方社会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宗族、种姓、俱乐部”的对比模式(许烺光,1990:33-37)。弗里德曼也认为,宗族模式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代表(弗里德曼,2000:1-6)。即使是在儒家文化圈内部,中根千枝认为,宗族也是中国区别于日本的“同族”和韩国的“堂内”的重要标志(中根千枝,1982)。第二层原因则是在文化的时间比较视野里得以成立的,当代中国的宗亲关系与近代及其以前相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即使在宗族文化仍较有影响的广东、福建和江西等地区也如此)。由此,对宗亲关系变化的考察不仅是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之一,也是了解中国农民精神家园的关键之一。以下我们将试图呈现的是,宗亲关系的延续原是乡土社会中农民赋予自己的人生意义的重要基础,但这一关系建构起来的精神家园正在激变当中。

论及此,就涉及道德话语如何实践的问题,而这又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转型分不开。下面我们不妨通过湖南省永兴县的桥村中一个不断被人阐释的历史故事,来看看国家、乡村社会转型与道德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农民人生意义构建的作用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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