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基督教在我国农村地区的传播已逐步为学界所关注，其信徒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超过佛教与道教。在唯物论的视角下，诸多学者认为基督教与佛教、道教一样，是“封建迷信”，一律应当限制在非宗教场所传播（林盛根、张诺夫，2001）。有的学者则更注重基督教在近代以来世界格局中的政治、经济背景，认为佛教、道教属于本土宗教，而基督教则是西方霸权的一部分，应特别限制基督教在我国乡村社会中传播（赵社民，2004）。但是，也有“世界主义者”持完全相反的态度，认为基督教不仅属于西方，也属于全世界，它可用来拯救信仰体系业已崩溃的中国农民（汤泳诗，2002）。

可是，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前置问题——部分当代中国农民为什么会选择基督信仰，却似乎关注不够。以至于以上三种观点虽相差甚远乃至针锋相对，其着眼点却无一例外集中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着眼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固然有其必要，但从研究问题本身来说，却还不够。实际上，这是一种“精英主义倾向”（卓新平，1999），它忘记了国家需要与乡村社会需要之间，未必总是完美一致的。受此倾向影响，大量的关于农民信仰基督教的研究缺乏“文化内部持有者”的视角，往往对其表面、直接原因归纳较多，对现实却缺乏细致的实地调查，对活生生的农村教会和农民信徒以及基督教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关注不足。

陈苏宁等人较早开始利用实地调查资料分析当代中国农民的基督教信仰，但其研究偏重于个体心理解释（陈苏宁，1994）。基于华北农村天主教活动的调查，吴飞从日常生活与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村信徒与一般村民的日常往来和无形的边界（吴飞，2001）。这与赵文词关于中国乡村天主教徒具有“族群（ethnicity）”特性的论述有殊途同归之处（Madsen Richard，1998），同时又呈现了农村信徒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对我们更立体地理解农民与“洋教”的交错离合很有启发作用。黄剑波、陈村富、李峰等人对基督教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组织建构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它十分善于与中国乡村社会组织方式相结合（陈村富，2005；黄剑波，2003；李峰，2005）。这对于我们了解基督教在中国乡村的传播与实践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于2006年7月至2012年3月我们对鄂东南F村的长期跟踪调查，辅以性别视角，本书将力图从农村基督教徒（尤其是女性教徒）如何处理“过日子”的现实问题与精神生活的角度出发，呈现其信仰生活的现实缘由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