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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隋、唐时期交州—安南都护府的繁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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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封建统治阶级的成长 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经过了二三百年的分裂后重新实现了大一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此前分治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合为一体,封建经济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唐朝比以前实现了统一的朝代更加强盛和繁荣,特别是在前期,社会的安宁持续了100多年之久。以后,中原发生战乱,但长江流域的经济一直在上升。交州也在较长时间内免于战乱的情况下,出现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但到后期,曾几次遭受外来的侵袭,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隋朝取消了交州这一行政单位,重新把它分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又在新占领的林邑境内建立了三郡(在今广平到承天),都直属中央政权管辖。交趾郡的首府由龙编(今属越南河北省)迁到宋平(今越南河内市)。从此以后,宋平成为整个交州地区的中心。实际上,隋朝因为忙于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对交州的控制仍然是比较松弛的。隋朝末年大乱时期,交州三郡太守又在本地实行了事实上的封建割据。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交州各郡先后投降了唐朝。当时,交州物产丰富,又是去天竺等国的海上交通要道。唐朝对其大大加强了控制。唐朝初年,设立了交州总管府,又把三郡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直属行政单位;622年,改名为交州都护府;679年,又改名为安南都护府。这是“安南”这一名称的由来。在都护府下,分为12个州,59个县。“都护”或“经略使”是都护府的首长。安南都护府在开始成立时直属中央;757年,又把安南都护府改为镇南都护府,直属管辖两广和交州的岭南节度使;865年后,再改为静海军节镇。由此可见,唐朝的统治机构组织相当严密,而且根据需要进行过多次改组。到9世纪下半叶,设立了单独的安南节度使。对岱依、侬、泰、苗、傜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在安南都护府下分设了41个羁縻州,各州都由少数民族的酋长直接管辖。711年,增设了峰州(今越南富寿)和州(今越南义安、河静)两个都护府,分别兼管红河上流和长山以北一带的各个羁縻州。

唐朝是个多民族的大帝国。它对交州的汉越上层人物采取了争取和使用的政策,包括封给他们官职,分给他们人丁和“职分田”,使他们成为当地政权的支柱,共同维持朝廷和封建地主阶级在交州的统治。不少地方的越族豪长曾被任命为各州的刺使。也有人出任过安南副都护。在这样中央和本地封建势力结成一体的统治下,农民的大量土地遭受掠夺,农村公社的大量土地被豪强侵占。佛教寺庙也占去了大量田地。在唐朝中央政府管辖所及的地区,人民每人每年必须负担租粟二石,庸役二十天,调绢二匹,又规定交州的租和调必须用蚕丝缴纳,此外还要贡献土产。当时,交州是个富庶的地区。各级官吏和封建领主贪得无厌,租庸调层层加码,人民的负担比官方规定的数量实际上要重得多。而且随着官僚机构的日趋腐化,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也日益加重。生产力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生产成果主要是养肥了各级官吏、本地越族豪长和南来交州创家立业的汉族士大夫、大地主、大商人,促使当地封建剥削阶级整体的实力进一步加强,逐渐形成具有地方别立倾向的安南封建统治阶级。广大人民的生活在前100年中虽然有所改善,但以后日趋困苦,在战乱连绵的后期更是困苦不堪。

唐朝是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在前期和中期约200年间,交州的经济、文化也有了空前的发展。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等方面以占统治地位的优势继续传入交州,促使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等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农业方面,除了双季稻和其他粮食作物继续得到发展外,种桑养蚕业特别兴旺。从峰州到爱州(今清化),每年都已经能收茧8次。朝廷规定租、调必须用蚕丝缴纳,就是蚕丝业发达的反映。为了提供纺织原料,棉、麻的种植也推广了。在手工业方面,炼铁业继续扩大,劳动工具和武器已经完全是铁制的;铜被广泛用来制造家庭用具和铸钱。在农村,纺织仍然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绸、缎、纱等纺织品的质量很高,经常被选为贡品。公元808年,安南官府派工匠制造了400多艘“艨艟”,每艘能乘坐士兵25人,配备有32把桨,造船业的发达可想而知。在交通方面,交州是唐代四条陆上交通干线中的南线终点站(从长安经过湖北、湖南、广西到达交州)。沿路设有店肆供商旅住宿,备有驿驴供行客租用。在交州境内,建成了以宋平为中心的水陆路交通网,通往各州和县治,还开辟了大路向北直达云南晋宁,向南从州越过横山前往林邑,越过务温隘口(在今越南河静)通向陆真腊(今柬埔寨)和文单(今老挝万象)。良种的“蜀马”大批输入交州,大大增强了驮运能力。交州和唐代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广州之间,经常有船舶往来,经济繁荣的景象可见一斑。

空前发达的唐代文化促进了交州文化的空前提高。到唐代,华汉文化的影响已经扩大到了知识界、商人、城市居民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经过改革的汉字(楷书、行书)作为唯一的书写手段得到了推广。学习和使用汉字的人数日益增多,从官方文书、科举取士到日常交往、文艺创作都被广泛使用。许多汉、唐语音被越族人民牢固地保存下来。直到现在,用越语读音朗诵唐诗,比用现代汉语朗诵音调更为和谐。在文学领域内,唐诗对越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影响最为深刻和广泛。唐以后的安南各个朝代,都以唐诗为科举的重要考试科目。唐诗在越南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13~14世纪以后,又出现了按唐律写的越语诗。胡志明主席的汉文诗和部分越文诗就是按唐律写的。

儒、释、道三教派的传入和盛行,对交州越族的意识形态起了极大影响。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也传播了文化知识。唐太宗特别提倡儒学,规定科举按经义取士。交州人可以参加朝廷举办的科举。被录取的人就可以到长安、中原其他州郡或安南各级统治机构里做官。有的交州越人出任过朝廷谏议大夫、礼部郎中和舒州刺史。在社会上层人士中,儒学比过去更加盛行,甚至在一般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中,它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佛教的禅宗两派先后于6世纪和9世纪传入。唐代,交州已有寺庙88座,拥有大量土地和田奴。有些寺庙僧侣有几百人,有的僧侣去过长安给皇帝讲经。唐代还有许多道士来到交州,建立了道观21座。儒、释、道三个教派在交州互相影响和渗透,又同越人供奉城隍、祖先等传统信仰相融合,经过长期的熏陶,可以说,越族的宗教概念大体上与汉族相同。

在唐代的3个世纪里,交州同周围各国之间和在本土之内不断地进行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且多次酝成了激烈的战争。9世纪初,诸葛地在林邑建立了环王国。常常侵扰交州的、爱两州(今越南清化、义安一带)。唐朝军队发动反击,迫使环王国把边境退回到广南、广义一带。唐朝也承认了环王国存在这一事实。更加严重的是在云南境内的南诏国政权于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多次派兵侵入交州,占领了许多地方;公元863年,甚至侵占了交州的首府宋平。入侵的南诏军队,前后在交州杀死和俘虏了居民几十万人,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直到865年,南诏军队才被唐朝节度使高骈赶走。这以后,唐朝把安南都护府改为静海军节镇,派节度使管辖,同时尽量加固大罗城(河内),增加驻防军队。8世纪中叶,爪哇岛上的沙连德拉王朝多次进攻林邑。767年,爪哇联合昆仑(在马来半岛)派兵围攻宋平,被唐朝驻军打败,赶出交州。经过了以上几次外来的入侵,虽然恢复了安宁,但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交州本土在7世纪到9世纪期间,发生了多次民变。主力是农民,领导者多半是当地封建主。例如,687年,李嗣先领导泰族起义;722年,梅叔鸾(越史称为梅黑帝)在州起义,还同林邑、真腊取得了联系;791年,冯兴在峰州起义,坚持了20多年;819年,杨清举行了起义,等等。在这些民变中,首府宋平曾经几次被攻破,都护被杀死。这些民变虽然都被唐朝增调援兵镇压了下去,但这正是唐代朝政自从中期以后日渐腐败,对交州人民群众的压迫、剥削日益加深而导致的必然后果。同时,它也反映了交州越族(包括越化汉族)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继续成长的现实。当中原发生战乱、唐朝的控制力减弱之时,他们就企图摆脱唐朝的统治,逐渐过渡到建立安南的自主国家政权,把中央直接的管辖改变为松散的藩属关系这样一种政治倾向。9世纪末,以黄巢起义为顶峰的农民战争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接着是中原地区大混战。公元905年,唐朝任命的安南节度使独孤损因派系斗争而被贬职,流放到海南岛,又被人杀死。安南鸿州(今越南海兴省)豪长曲承裕趁机自称节度使。906年,唐朝承认了既成事实,封曲氏为静海军节度使。曲氏虽然仍旧是唐朝的官吏,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安南封建割据政权的首脑。907年,唐朝灭亡;曲承裕也在这一年死去,他的儿子曲颢继承了节度使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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