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85年算起，越南完全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达半个多世纪，遭受了沉重的民族压迫、经济掠夺和精神奴役，引起了越南各阶层人民的反抗，其中包括中上层官吏甚至王室贵族，但都遭受了残酷的镇压，越南处于“监狱多于学校”的境况。法国对殖民地统治的严酷是举世闻名的。这时中国也处于西方各殖民帝国的压迫之下，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共同的遭遇促成两国人民的相互同情和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同越南爱国志士潘佩珠的友谊便是一个范例。20世纪初，潘佩珠在越南倡导东游运动，企图仿效日本维新，恢复越南民族独立。1905年，他到了日本，与梁启超接触，在梁的影响下主张君主立宪救越南；后来他同到横滨组织中国同盟会活动的孙中山两次深谈，促使他的思想向建立民主共和国转变。后来日本政府与法国殖民当局勾结，驱逐包括潘本人在内的越南进步人士，他进一步体会到只有中国革命者才是越南争取独立运动的真正的同志。辛亥革命后，1912年他同在旅居广州的越南爱国者创立越南光复会，会章中明确提出的宗旨是“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国”。这一巨大的转变不但是潘个人，而且是当时越南爱国者共同的思想历程。到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1925～1927年），广州成为了越南革命青年聚集之地。潘佩珠在广州召集越南革命同志，仿效中国国民党的模式，把越南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1924年越南第一位共产党人阮爱国（即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广州，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那里的工作人员，开展对越南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使广州成为推动越南革命运动的基地。阮爱国主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先后培养了几百位革命骨干，他组建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成为建立越南共产党的前身。在广州，他同中国老一辈的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等结识，特别是同早年在巴黎便熟悉的周恩来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大大促进了建立中越两国和两党之间的长期互信、互助与合作关系。阮爱国还与潘佩珠几次讨论了越南革命的问题，建议潘参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一步修改越南国民党的党章，使党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潘很乐意接受这一建议，但遗憾的是尚未实现，潘就被法国殖民者绑架回越南长期监禁。1927年大革命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而失败，苏联顾问团返回苏联，其后，阮爱国也去了苏联，到30年代初他又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返回广东、香港，促成把越南国内的三个共产党组织合并成越南共产党（后改名为印支共产党）。不久，他在香港被捕，经营救被释放后再去苏联。

图18 法国殖民统治下昆仑岛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胡志明同几位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从苏联经过新疆来到延安，同中国共产党商谈后南下重庆，准备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条件，到华南国民党统治区活动，然后相机通过中越边界地区与越南国内的同志汇合，开展越南解放运动。

这期间，胡志明同叶剑英等同志到庐山为国民党的军官开办了游击战训练班，又到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在支持中国抗战的同时争取支持越南独立。1940年初，胡志明以八路军少校军官的身份来到昆明，在中共地下党马子卿、陈方等同志的帮助下，同印支共产党海外部的冯志坚、武英、黄文欢等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关心的第一件事便是了解是否可以通过滇越边境进入越南开展工作。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日军占领或控制了中国的沿海地区，从云南昆明到越南海防的滇越铁路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这条铁路是由法国人修建的，沿线的越南职工和家属约有2000人。胡志明到昆明后立即派人到边境查看，又亲自沿铁路南下了解有关情况，考察是否有可能从这里向国内发展。

1939年，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接着德军击败法军，1940年6月20日占领巴黎，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屈膝投降。面对法国国情巨变，胡志明当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海外部的同志交换意见，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决策，即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到边境地区，然后向国内开展工作，又考虑到当时从云南派到边境工作的同志很难活动，边界对面的老街、河江两省没有群众基础，于是决定把活动的方向转到广西。

1940年9月，日本利用法国溃败之际，迫使法国印支总督德古投降。日本军队侵入，控制了印支全境，但却继续让法国殖民地的统治机构存在，帮助他们掠夺资源和镇压当地人民。越南人民遭受了日本占领者和法国殖民者的双重压迫和掠夺，苦不堪言，迫切希望起来反抗。

1930年，越南三个共产主义组织合并后有了大的发展，当年就发动了宜安、河静两省的苏维埃运动，失败后仍然保存了力量，进行地下斗争；1938年，法国国内左翼的人民战线执政，印支共产党利用当时殖民统治多少宽松一点的条件，领导人民进行争取民主的合法斗争，直到法国人民战线失败，殖民者野蛮镇压，才再次转入地下。1940年，党的地方组织发动了南圻起义，虽遭失败，也显示了革命力量。

日军侵占越南，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便有了一个“华军入越”以抗击侵越日军的构想，并责成第四战区（司令部设在广西柳州，司令长官是张发奎）准备实施。张发奎感到，必须组织一批越南当地人协助，才好向越南境内开展工作，于是便在他们的军政机关中找来几个越南人，其中有一个少将级的军人张佩公，把他派到广西边界一带，设法招募越人为他们工作。这时，有一股称为“越南复国军”的越人武装约500人，本来是由侵入越南的日本人支持组建的，为首的是越南高平省的一个当地民族的头人农经犹，指挥官是前法军少尉黄良，但被法军追逼，撤过边界，第四战区即予以收留并集中培训以备后用。国民党当局还找来一些越南边民开办报务训练班，准备用做军事情报工作。张发奎更物色了一些“上层”越南人，成立“越南反侵略同盟”，甚至拟定了成立以侨居中国40年的阮海臣为主席的“越南临时政府”名单。接着，他们又从重庆找来“越南国民党领袖”武鸿卿等人，汇同阮海臣等组成“越南革命同盟会”，准备将来配合“华军入越”行动。

这时，胡志明同海外部的同志以及刚从国内出来的范文同、武元甲都来到广西。胡志明住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在第二线指导，其他同志参与一位越南爱国人士胡学览为首的“越南独立同盟会”的活动。这个旅华越南人的组织1936年成立于南京，向国民党政府登记过，阮海臣、黄文欢等也是成员。印支共的同志便使用这个“越盟会”的名义，争取得到张发奎的认可，逐渐活动到边境地区，与国内的同志汇合，在越南一侧山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41年5月，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在越北根据地建立了名副其实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明确提出了“全民团结，抗日、反法，争取独立”的纲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组织迅速发展。“越盟”当即宣布站在反法西斯阵线方面，充分利用法国殖民统治瓦解、日本统治尚未巩固之机，把解放区从山区向平原迅速扩展；组建了人民武装，在许多农村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逐渐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

这时，为了供应扩大了的侵略战争，日本侵略者加紧对越南人民的压迫和掠夺，据统计，从1940年到1945年，日本便从越南掠走大米359万吨。1944年到1945年初，日本和法国当局加紧强征、强购粮食，日本又强迫越南农民把即将收割的稻子铲去种麻，造成了越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仅在红河三角洲这一产粮区就饿死了200万人。这时，各地的“越盟”干部带领群众打开日、法的粮仓，分粮食给饥民，人民把“越盟”看作救星。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之时，进一步加强对越南的控制。1945年3月9日，日军突然使用武力解除法军的武装，逮捕了全部法国军政人员，在北越即有法军6000人被拘禁在兵营里，驻防中越边界一带的法军3600余人退入中国境内躲避。日本夺取了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统治权。但好景不长，5个月后，在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打击下，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确定，印支三国北纬16°以北，由中国军队进入受降，解除日军武装，以南由英国军队进入受降，解除日军武装。

这时，在越北解放区召开的印支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即决定在全国发动总起义，各地百万群众游行示威，在河内、西贡、顺化等大城市占领了伪政权的政府机关，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取了政权，成立了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人民武装从越北解放区开进河内，9月2日，在河内几十万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胡志明以国家主席的名义宣布越南独立。新生的越南政府准备以执政当局的地位迎接入越收缴日军武器的盟军。

图19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胡志明主席在河内

然而英军进入南方后即支持法国恢复殖民统治，除带来的部分法军外，又为被日军俘虏的法军重新武装，镇压群众示威，抢占各政府机关。当地人民群众使用各种简陋的武器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在印支北方，中国国民党政府派遣卢汉将军率领第一方面军（滇军）全部迅速从云南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解除日军武装。蒋介石的盘算是借此履行同盟国接受日军投降任务之机，再把滇军调出云南，然后乘机消灭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势力，再把滇军调往东北，使他们在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消亡。同时，国民党政府又派出行政院外交、军事、财政、经济、交通、粮食等6个部的代表，作为顾问团，到卢汉的司令部内“协助”各项工作；另由国民党书记长吴铁成派大员肖文去直接“协助”。对越南，国民党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十分明确的，他们制定的《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的基本内容就是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受降后尽快把军队撤走，交给法军接管。但面对越南人民已经建立了独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一事实，他们在“邀请法方代表参加受降典礼”并协助接收工作的同时，又规定“对法越间的一切关系概严守中立，不加干预”。然而卢汉将军是位爱国将领，他赞同在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对蒋介石说过而且得到蒋默认的“战后决不能把印度支那归还法国，而应置于国际托管之下”。卢汉曾向蒋介石表示过异议，可蒋明确指示：“对越南当局采取不管态度”，“对法军开入越南，不得予以阻挡”。接着，蒋介石便在昆明使用武力绑架了龙云，并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不久，入越滇军被海运去东北分散部署，参与反共内战，所谓第一方面军实际上已不存在。国民党当局还规定，同越南政府的来往，只能通过口头方式，不能使用正式文件。在这期间，胡志明主席曾致函蒋介石，要求他援助越南独立。蒋介石通过外交部驻第一方面军的顾问转达了他的口信说：中国对于越南民族之独立运动具有充沛之同情，但希望越南人民能以不流血之手段与渐进之方法，实现独立之愿望，故盼胡志明主席与法谈判，在上述原则之下，我政府必予协助。又法越双方如希望中国出面斡旋，中国政府亦愿调停。胡志明当即表示：戴高乐迄未放弃殖民政策，仅允许越南人民自治，与独立目标相距太远。法越谈判，越方坚决要求法方须派全权代表，并须以承认越南独立为先决条件。对蒋介石所说的中国可出面斡旋一事，胡志明说，“万一调停失败，将有失中国威望”，予以婉拒。另据后来揭露的资料，国民党曾有密令，在越南要“灭共、擒胡”，但面对越南广大人民对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和对胡志明主席的热烈拥护，这一企图终于未能实现。中国国民党政府所谓在越法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和卢汉将军本人的态度可能也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中国国民党军队驻越时间虽然只有半年左右，但处于管制地位，而且又是惯于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纪律松弛，时常发生欺压群众的事件，同当地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有的群众甚至准备起来武力反抗，新政府做了解释，才予以制止。另一个问题是国民党政府带去所谓的“关金券”，迫使群众接受，以后贬值得一钱不值，使群众特别是华侨受到极大损失。他们说：“国军要来欢天喜地，国军来了昏天黑地，国军走了谢天谢地”。这就是“国军入越”留下的印象。中国国民党军队撤走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法国之间的矛盾就更加凸显出来。

那时，新生的越南面临十分严峻而复杂的形势。南方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战争日渐扩大，跟随中国军队进入的越南国民党武鸿卿等人以及他们的武装占领了红河中游的部分地区，阮海臣等“越南革命同盟会”人员也进入河内，进行反对新政府的活动。越方一面努力加强自己的军事、政治力量，同时采取了这样几项重大措施：一是印支共产党自动宣布解散，争取消除对方以反共为借口攻击新生的共和国，实际上只是转为不公开活动；二是在全国组织普选，迅速召开国会，完成制宪，成立完全合法的正式政府；三是努力争取同武鸿卿和阮海臣两派的团结，在政府中，请阮海臣担任副主席，请武鸿卿担任国防部长，在国会中为他们保留约1/4的席位，但他们仍不愿真诚合作，不断制造混乱，终于站到了对立面。新政府采取了适当的限制和镇压措施，直到中国军队撤退，他们的主要成员才跟随撤走；四是同法国进行谈判，做出必要的让步，甚至承认成为“法兰西联邦”内的“自由国家”，争取和平解决，尽量避免战争。

1946年2月28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同法国达成中国军队撤出越南北方，由法国军队接防的协议。在海防，双方协议3月7日法军登陆，但6日晨法国军舰7艘即要强行登陆，并开炮轰击中国军队仓库，引起大火。中国防军当即还击，击沉法国军舰一艘，击伤两艘，法军才被迫退走。事后经中方抗议，法方表示道歉。双方冲突开始之时，越南人民奔走欢呼，支持中国军队的行动，当天下午，海防市民游行，欢呼中国万岁。以后，按照中法双方的协议，中国军队于3月31日前经海路撤离，法军再次登陆越南北方。国民党政府又同意被拘禁在河内的法军恢复武装，逃亡到中国的法军回越。几支法军汇合，形成了法军在越南北方再次发动侵越战争的集群。越南国民党和革命同盟会的人员等也随中国军队撤走。

中国军队撤走后，法国侵略军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两方的军队在河内、海防等地处于对峙状态，摩擦不断发生。双方又进行了一轮政治谈判，仍未达成协议，局势日趋紧张。胡志明亲自到法国谈判，再次达成了一份临时条约，但法方并无履行的愿望，使用武力恢复殖民统治的意图并无改变。待他们进一步增援，自认为已操胜算时，1946年12月，便发动了新一轮的全面侵越战争。胡志明主席发表告同胞书，号召越南人民起来坚持长期抗战，打败法国侵略者，捍卫越南的民族独立。越军和民兵在河内市与优势的法军进行了顽强的保卫战，掩护各政府机关安全撤退到越北解放区继续进行长期抗战。同时，在越南的其他地区，也先后形成了类似的情况。法军占领了西贡、顺化等城市和多数省会，越南各地的领导机关都撤到了广大农村和山林地带，继续进行抗战。印支共产党总书记长征发表了《抗战一定胜利》的长文，指出了抗法战争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民族的抗战是革命战争，正义战争。它具有全民、全面和长期的性质。我们必定获得最后胜利。”他把抗战分为防御、相持、总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提出了越南实行长期抗战的战略指导方针。同时，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巩固解放区。在党的建设方面，名义上党组织改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仍然存在，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地建立了支部，改称“团体”，继续起着领导作用。政府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权都在山林和农村建立起来。武装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基本上组建成为“卫国团”、地方部队和民兵。工、农、青、妇、华侨等群众团体逐渐组建起来。文化、教育有了恢复和发展，用土纸印制了《救国报》《真理》等报刊，歌咏、晚会等活动也很活跃，特别是平民教育和扫除文盲普及到了广大农村。总之，虽然身处山野、丛林、农村，不论是干部或群众都体现出一种建立新兴独立国家的自豪，打下了进行长期抗战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当时面对的最大困难一是怎样对付现代化法国殖民军的进攻和“扫荡”，二是解放区经济落后，如何保证军民的供应，三是如何组织真正有效的人民战争战胜法国殖民者。

图20 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