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联络代表罗贵波到达越北后，即刻向越南各个有关部门了解实地情况并及时向中央军委汇报请示。

图23 中国援越顾问团团长、总顾问罗贵波

当时越南总的形势是法国殖民军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城市、重要港口、机场和交通线，凭借其军事优势不断向越方控制区进攻，扩大其占领区，特别是红河三角洲及其周围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地区，尽量把越方压缩到越北贫困的少数民族山区，企图进而包围寻歼。1947年秋，法军对越北中央根据地发动大扫荡被迫撤退后，曾形成一定的相持局面，但经过从国内增援，他们又集中较大的兵力对北部平原和丘陵地区发动了多次规模较大的扫荡，同时加紧对南部和中部各地游击根据地的进攻。越军在各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进行反扫荡，还在北部发动了几次营级规模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恢复了部分根据地，但未能打破被封锁分割的局面，法军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和战场主动，但也暴露出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弱点。侵略战争不得民心，法军经常遭受袭击和游击队的困扰，损失日益严重，补充困难，士气不振。

越南的抗战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战争，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抗战武装力量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特别是胡志明主席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在政治上占有极大的优势，但在军事上从武装力量到装备都居劣势，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依托农村和山区进行游击战和小规模的运动战与敌人周旋，不断地消耗敌人，使其陷入长期战争不能自拔。

从双方武装力量的对比来看，法国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损失，但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援，国内又通过内阁改组排除了反对侵越的法国共产党的阻碍，继续向越南增兵。1950年前后，法国侵略军已增加到23万人，其中法国本土部队和欧非籍雇佣军（称为“外籍兵团”）约10万人，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他们组建的越南籍伪军，也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特别是随着战争的延长，法国推行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政策，在其占领区尽量扩充伪军，补充其兵员的不足。法军配备有较强的炮兵和相当部分机械化装备，但陆军仍然以步兵为主，配有几个伞兵营。法军在印支共有飞机约150架，用于战斗和运输各半，另有部分内河舰艇。法军绝大部分分散驻守在他们占领的大中城市和几条主要交通线，机动部队约有1万多人。越南北部是主要战场，法军北越司令部直接指挥下的军队约有七八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中越边界地区前后，法军加紧从国内增调援兵并加强了连接高平、谅山等沿中越边界各据点的防线。

越军方面，据越方向顾问团介绍，越军的总兵力，包括地方部队，约16万人，分散在南北各地，其中由总部掌握的战略机动部队有2万余人。近期越方加紧了正规军队的组建，组成了第一个正规师，加强了两个正规团和几个独立营，作为从相持转入反攻的准备。此外，各地都有准军事组织民兵游击队可以配合作战。罗贵波同志在越军总司令武元甲的陪同下视察了越军的主力部队，亲自看到了越军面对着许多困难。他是这样描述的：“……部队普遍缺粮，油更谈不上，战士们体质虚弱；衣服多已破旧，大多数人打赤脚。武器装备更差，什么型号的枪都有，使弹药的补充很困难。特别是他们没有打过较大的战役，缺乏攻坚战的经验。纪律也松弛。这样的部队怎么能在越中边界打大的战役呢？”罗贵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的精神向越方提出，“要打通中越边界，是要把军队捏成一两个拳头的。目前越南部队大都以营、团为单位独立活动，力量过于分散，越南党中央应该早下决心，组建起一个或两个正规的作战师。”越方完全赞同，并即通过罗贵波向中共中央提出，他们已决定整编正规军，请中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提供地点，将需要整编的越军主力开到中国去进行整训，并请求中国提供武器、弹药、医药和通讯器材等全部装备；又请各级军事顾问及时来越协助进行边界战役。

中共中央军委迅速答应了越方的请求。越南的主力部队308师进入云南砚山，174团和209团进入广西靖西进行装备并由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整训。接着越方又请求中国帮助装备训练炮兵师和步兵团，中国也很快同意。毛泽东主席特别关心越军到中国装备和训练的情况，除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及时答复了越方的多项请求外，8月26日再亲笔致电中南局并广西：“越南方面提议调一万新兵到中国训练并装备为一个炮兵师，另外调一个步兵团（大约有5000人）到中国训练及装备。据云南省委电告该省前已担任训练及装备越方2万余人，现感武器和粮食两项均不足，难以担负新任务，因此拟允许该炮兵师及步兵团于高平战役胜利结束越桂道路畅通之后，大约在10月上旬或中旬开到广西境内适当地点（距离越南敌人较远有粮食条件又能隐蔽之地点），由中南军区及广西军区担负装备及训练的责任。”这个炮兵师后称“工炮师”，是后来奠边府攻坚歼敌的重要力量。

在装备、整训参战部队的同时，边界战役的具体作战计划也在筹划之中。1950年3月，罗贵波到达越北中央根据地后，首先就同越南党中央商讨如何发动和在哪里发动这个边界战役，打开两国之间的交通运输线问题。从中国通往越南的主要通道有东西两条：东线是从广西通过越南高平、谅山进入，西线是从云南通过越南老街进入。罗贵波经过实地考察提出，云南更为偏远，从内地调运物资更加困难，而且靠近越南的滇越铁路南段已完全破坏，短期不可能修复，难以保证支援战役物资的及时转运，但敌军的防御比较薄弱，可能好打一些。东线广西交通较为便利，而且靠近越南的老解放区，但敌军的防御力量较强，比较难打一些，然而估计按现有力量的对比，还是可以解决的。因此建议越方把主攻方向放在东线，即靠近广西的高平、谅山。经过双方多次磋商，最后确定把主攻方向选在高平一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央军委作出支援越南发动边界战役的决定后，4月初便责成中南军区和西南军区开始按计划完成对越军所需武器弹药粮食的调集、运输和交付。广西军区抽调一个汽车团开辟从柳州经南宁入越的运输线运送援越物资。就这样，战役的后勤供应问题主要由中国协助承担了。但援越物资进入越境后，由于高平山区交通十分困难，又要提防敌机轰炸，输送储存和送上前线都是难题。罗贵波依据中国的经验，建议越方采用广泛动员民工支前的办法来解决前线的运输问题。越方采纳了他的建议，动员和组织了当地各民族民工数万人支前，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得悉越方已确定边界战役的大方向在高平后，即刻表示赞同，并电告越方，陈赓立即前往越南，帮助越方组织和实施这一战役。

陈赓同志率领他的作战顾问班子从云南进入越南途中，对高平战役的作战方针便有了一个设想。7月22日，他把自己的想法报告中央。当时，毛泽东也正在思考怎样协助越南打高平的问题。7月26日，他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赓的电报：“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越军应先打小仗，逐步锻炼能打稍大一点的仗，然后才可能打较大的仗。目前不要直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陈赓同志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陈赓和韦国清与武元甲就战役的部署进行商谈，又听取了越军总部介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和战役的准备情况，发现在中越边界沿线、4号公路北端的高平到南面的谅山这100多公里的防线中间有两个据点：东溪和七溪。高平敌军有1000多人，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单凭只习惯于打游击战的越军的攻坚能力，很难一举攻克；而地处高平以南40公里的东溪，守敌只有三四百人，如从这里突破，即可孤立高平之敌，迫使敌人增援，创造在野战中打敌援军的机会。

陈、韦就此向越军总部提出了建议，经过讨论，越方接受了这一作战方案。由后方来到前线的胡志明主席批准了战役作战计划，并指出：“这次战役只能打胜，不能打败。”

这时，在中国装备和训练的越军几个主力团已全部回到国内。通过广西边境运来的作战物资和粮食已由解放军车队一批批直接送入越境，再由成千成万的越南民工运往山林中的储藏地点和军队驻地，部队的后勤供应已有保障。

为了贯彻这一作战计划，韦国清紧张地与参战的5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的几个顾问组联系，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帮助越军准备打好规模较大的第一次运动战。

边界战役于1950年9月16日打响。在战斗过程中，当进攻东溪敌军据点未完全奏效时，陈赓和韦国清及时建议胡志明和武元甲严令部队调整部署，不惜任何代价坚决进攻，终于全歼守敌，取得首战胜利。敌军见4号公路交通线被拦腰斩断，知高平已不可守，只好决定守军南撤，同时派出援兵2000余人从七溪北上接应。于是北进和南撤的两路敌军分别陷入越军的口袋阵中。敌军顽强抗拒，战场一度形成僵持局面，胡志明采纳陈赓的建议，命令全线部队不怕牺牲，勇敢歼敌。越军士气大振，经过激烈战斗，两线敌军始终未能会合，在野战中3000余人全部被歼。4号公路全线敌军惊恐万状，纷纷撤逃。越军解放高平和谅山两个省会，敌军边界防线全部土崩瓦解。越南西北地区边界老街的敌军也被迫撤走，开通了中、越之间的两条交通要道。越军获得了抗法战争中的第一场大胜。其他战场也配合战斗，全战役总共歼敌约8000人。

战役胜利结束后，越军总部举办了一次庆功大会餐。因为白天要防敌机骚扰，会餐安排在傍晚。整个竹楼坐满了人，有小发电机的电灯照亮。正面，胡志明、陈赓、韦国清和许多顾问坐在一起。小木桌上摆着不少缴获的法国罐头和洋酒，还有牛肉和鸡肉等菜肴。大家频频举杯举碗，为毛主席和胡主席的健康、为边界战役的胜利、为中越友谊干杯。主人武元甲总司令不善饮。两位越军女干部代他向陈、韦殷勤劝酒。陈站起来数饮俱尽，豪爽尽兴，面色泛红；韦略有节制，含笑应酬。胡志明也愉快地向身边的中国顾问一一敬酒。他坦诚地对陈赓说：“这一仗你们真是帮了大忙。我对你们的工作十分满意。”

陈赓胜利地完成了我党中央交给的援越任务。胡志明亲自到他的住地同他就怎样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进行了长谈。陈赓提出许多有关越军今后建军和作战的意见，又写了《战役胜利后的工作意见》送交胡志明。在回国之前，他应越方的要求，为越军营以上干部作了4天的战役总结报告，实际上是有重点地介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同时就越军在战斗中的表现提出意见。韦国清就怎样打歼灭战问题作了生动的长篇发言。越方的各级干部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的讲话，都仔细做了笔记，会场气氛十分活跃。陈赓从越南回国后，便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他担任了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韦国清担负起了援越军事顾问团的全部工作。

在准备边界战役期间，9月，中央调罗贵波回北京汇报。他向胡志明辞行时，胡再三表示希望他继续留在越南工作。到北京后，刘少奇陪同他去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准备。”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经内定他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们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周恩来和朱德分别就中央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的经过和目前朝鲜的军事状况作了简要介绍，要罗贵波转告胡志明。毛泽东又说：“中央根据朝鲜的情况决定抗美援朝，公开派去志愿军赴朝参战，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我们又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继续援越抗法，秘密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财经援助，还派顾问去越南帮助作战和工作。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法各有不同。‘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你们要准备死在越南，埋在越南。我们在南方还不是跑到北方来了，越南人有的帮助中国革命，不是也有死在中国的吗？南方同志不是也有死在北方的吗？”

刘少奇说，当前越南迫切需要解决经济问题，特别是粮食和货币问题，已经挑了几位搞财经工作的干部到越南当顾问，以后还要挑选其他方面的干部帮助越南党政工作，组成政治顾问团，你是总顾问，又是顾问团团长。

图24 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总顾问韦国清

毛泽东插话，“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国，你不能照搬中国的一套。你去工作，不要重犯李德的错误啊。你是中央苏区出来的，应当懂得这一点。李德代表共产国际，在中国有了沉痛的教训。千万要谦虚谨慎，不能有教条主义，李德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的。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经验也要讲。还不能有大国主义。一切事都要通过越南，通过他们的思想、组织，不能取而代之，指手画脚。”1950年12月，罗贵波率领政治顾问团，其中有财政、粮食、银行、外贸、对敌经济斗争、公安、情报等方面的顾问，以后又增派了整党和土改等顾问。胡志明非常高兴，亲切地接待了顾问同志们，并立即把他们介绍到各有关部门工作。接着，胡志明邀请罗贵波参加印支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印支共产党改建为越南劳动党，胡志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今后罗贵波同志作为政治局正式成员之一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罗贵波向中共中央报告请示，中央答复说：“他们要你参加就参加”。罗贵波说，他认为，这是印支共产党（后改称越南劳动党）对中国党信任的表现。这以后，中央政治局每周一次的例会都请罗贵波参加，发给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文件，都发给罗贵波一份。讨论军事问题的政治局会议还请韦国清参加。

这以后，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进行建军和作战的同时，中国政治顾问团在政治、经济和土地改革等方面协助越南完成了几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作：

（1）协助越南政府建立财经工作制度，解决军需民用问题。财政经济问题是当时越南解放区面临的最大问题，越方首先急需的是财经顾问。1951年初，顾问团向中央汇报请示后向越方提出，首先要制定人民群众的合理负担制度，即取消各项捐献、动员、摊派等多种名目的负担，改为征收统一的农业税和工商业税，使人民每年照章缴纳税款或税粮后即可安心生产，不再担心任何临时负担；政府也有了固定收入，可以量入为出，保证供应；同时建立国家银行，控制金融，改革稳定货币，建立严格的粮食保管制度，杜绝贪污浪费；建议取消对敌经济封锁政策（实际上是敌区物资丰富，封锁了自己），改为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争取输入我方必需的敌区物资，输出解放区的土特产；开展中越边界贸易，以贸易促进解放区的生产发展，把整个经济搞活，解决军需民用的供应。越方全盘接受了顾问团的建议，调集得力干部负责各项工作。几个顾问组分别协助越方建立机构，订立制度，开展工作。在短短一两年时间中，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保证了战争和人民的需要。

图25 陈赓（右2）、罗贵波（右1）同胡志明（左2）、总书记长征（左1）在越北

（2）协助越南整党和建党。1953年1月，越南劳动党中央参照罗贵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整训和培养干部的办法，全面开展整党运动；通过听报告、学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全体干部进行了一次党的教育。首先是通过中央党校轮训全体高级干部，然后各战区、各省党校轮训干部，以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头脑。主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坚定长期抗战必胜的信念，纠正不良作风。越南中央党校有顾问协助，罗贵波也应邀去讲课。整训的结果是既弄清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又未伤害同志，做到团结全体干部去争取胜利。在整党的过程中，按中央指示，罗贵波对思想教育提了不少建议，但对组织处理不提任何意见。这次整党教育，为越党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越南劳动党的历史上是个创举。从此以后，这种整训方式一直被越方采用。在土改期间，军队配合进行了政治整军，大大提高了全军队的斗志。

（3）协助越方实行土地改革，把封建的、殖民地的所有制改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反帝、反封建是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也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经之路。1952年斯大林向胡志明提出了这一问题，胡志明赞同，下了决心。越党中央决定参照中国的模式实行土地改革，并请中国派遣顾问到越南协助。中共中央派广西省委副书记乔晓光率顾问组到越南工作，任政治顾问团副团长。罗贵波和乔晓光根据中央的指示，考虑到越南是在抗战的条件下进行土改这一特点，向越南提出既要放手发动群众，打掉地主阶级在农村的政治威势，又要争取团结更多的人。越方赞同顾问团的建议，决定对地主阶级进行分化，把地主分为越奸恶霸（没收其土地）、一般地主（征收其土地）、抗战地主（征购其土地）；中国提出过“中立富农”，越南改为“团结富农”，中国提出过“团结中农”，越南改为“紧密团结中农”，“依靠贫雇农”不变，游击区不搞土改。1953年10月，越南劳动党召开了五中全会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做出了实行土改的决议，把抗战和土改列为当前党的两大任务，接着又召开了国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土地法》。越方调集干部成立几个土改团，在顾问的协助下分期分批发动群众，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经过土改，据越方的统计，在北方解放区1000多万人口中，有830多万农民分到了80多万公顷土地，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越南和平恢复后的土改最后一期，顾问逐渐撤回，出现了打击面扩大化的现象，胡志明主席坦诚地公开作了自我批评，承担领导责任。越方实现了纠偏。

除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外，中国还应越方的要求派出了公安、情报、民族等方面的顾问，协助越方制定有关的具体政策和开展工作，从多方面巩固了越南的抗战后方，增强了对抗战的支援，也适当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并为以后国家的建设打下了思想、组织和工作的基础。

在这期间，罗贵波回国汇报，毛泽东亲自听取罗转达胡志明的意见，并通过罗向胡志明转达自己的意见。接见时，毛主席一再问罗贵波：“你犯大国主义没有啊？犯教条主义没有啊？”有一次，胡志明同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毛主席问：“胡志明同志啊，罗贵波在你那里怎样啊？犯大国主义的错误没有？”胡志明说：“没有。我们处得很好。只是他会当哥哥，不会当姐姐。他过于谨慎。希望他多提意见。”毛主席说：“他的意见，我们的意见，都只供你们参考了，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1953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了《顾问守则》，毛主席亲自审阅后批示：

王稼祥同志：在给越南工作同志的顾问守则中第一条，“热爱越南人民及其一草一木”句之下，应加“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党与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如该件尚未发出，请将上列文句加进去，为盼！毛泽东五月二十七日

就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复教育和严格规范下，中国顾问团以及此后全体出国援越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