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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日内瓦会议与印支和平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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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1954年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会场

在印支战场,1954年初,越军已包围固守奠边府的法军两三个月,发动总攻的准备工作即将完成。3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去电报指示韦国清,日内瓦会议将于4月间召开,议程包括印支问题。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几个漂亮仗。接电后,韦国清即与越军总司令武元甲将军商定,于3月13日向奠边府法军发起总攻,力争全歼法军守敌,使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团中,法国首席代表是外交部长皮杜尔;英国首席代表是外相艾登;美国首席代表是国务卿杜勒斯,他到法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长会议后顺便到日内瓦参加会议,几天后就离开了,把责任交给助理国务卿贝德尔·史密斯,借以显示美国对这次会议并不那么重视。会议于5月8日在原国联大厦举行,由苏联和英国担任两主席,轮流主持会议。此时,越南向大会提出邀请老挝抗战政府代表和柬埔寨抗战政府代表参加会议,中、苏两方表示同意。这时,老、柬两国抗战政府的代表已到日内瓦,并明确声明他们有权参加会议,共同解决有关老、柬两国的问题。对此,与会的西方国家坚决反对,认为只有老、柬两国的王国政府代表能参加,甚至不惜使会议流产。讨论立即陷入僵局。经中、苏、越几轮努力后均告无效。为了使会议能够举行并显示善意,东方集团不得不作出让步,改由越南出面代表老、柬两抗战政府与会。老、柬两抗战政府的代表只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会外活动后返回。

1954年5月7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一天,巴黎的广播中突然传来消息:奠边府堡垒已陷落,法国守军停止抵抗。总指挥德·卡斯特里少将和全体军官被越军俘虏,法国举行全国哀悼。“嗬!奠边府大捷!”越南代表团顿时欢腾起来。范文同兴奋地叫拿香槟酒来,但没找到香槟酒,只找来红葡萄酒,早已挤满客厅的代表团成员们斟满酒杯、一饮而尽、纵情欢呼,并遥祝胡志明伯伯健康。第二天,日内瓦会议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越南代表团以胜利者的姿态步入会场。东方阵营士气高涨,西方集团情绪低沉。法国代表团带着黑纱入场,越南代表团中有人不禁笑了一声,法国代表团中立即有人骂道:“哼,这些幽灵(fantmes)!”范文同立即毫不客气地用法语回敬:“可是有些人却被‘幽灵’打败了!”(《共产党宣言》曾把共产主义思潮比做在欧洲徘徊的幽灵。)

会议在国联大厦的一间大会议厅举行,会上,越南首席代表范文同义正词严地谴责了法国殖民主义的侵略,要求法国必须撤军,尊重越南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同时表示愿意考虑越南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参加法兰西联邦,并照顾法国在越南的经济、文化利益;他主张通过谈判,在尊重越南和印支三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停止战争,恢复和平。中国不是印支战争的当事国,基本立场是支持越南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承认印支三国民族权利的基础上,交战各方停止敌对行动,恢复和平;朝鲜已停战,印支也应停战;反对美国介入扩大战争。苏联作为两主席之一,除支持越南的合理要求外,还争取同英国一起,尽量促成会议达成协议。法国作为印支战争交战另一方,明显缺少谈判筹码:战场上接连遭受失败、美国又不愿单独介入,法国公众强烈反战。法国外长皮杜尔的基本主张仅仅是要求实现停火,借以安抚法国公众,挽救拉尼埃政府,把达成政治协议留待以后解决,继续维持法国在印支的统治。美国的基本立场是:不希望会议达成任何协议,使这场“法国出血,美国出钱”的战争得以继续,从而在印支“扼制共产主义”。作为会议两位主席之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从英国的基本利益出发,是希望会议达成协议的。会议就这样开了两三次,各说各的,根本谈不上达成协议。5月29日,艾登提议休会,转由越、法两方的军事代表直接谈判有关军事问题,提议得到各方支持。6月2日,越军国防部副长谢光宝、联络官何文楼,与法军代表德尔戴少将、联络官德布莱比松上校进行谈判。谈判中,越方坚持法军全部撤出印支,法方提出双方停火、越军撤出老挝、柬埔寨。谈判又陷于僵局。6月20日军方谈判休会,莫洛托夫、艾登和史密斯分别离开日内瓦回国。周总理也离开日内瓦,对印度和缅甸进行了访问。

虽然不开会了,但越南代表团仍很忙碌。经常有法国人士来访,表示希望立即停战,撤回法国远征军,恢复和平。一位和善的老婆婆臂上戴着黑纱,她对越南代表团的成员说:“我的儿子三个月前在越南战死了,然而我一点也不怪你们,这要法国殖民者负完全责任。你们是和我一样渴望和平的。”热泪从她的眼里流淌下来。她把一枚和平纪念章插到一位越南代表的胸前。这时,法国的政坛也不平静。广大公众对日内瓦会议毫无进展已感到不能忍耐。这种情绪不断反映到国会中。6月12日,法国共产党、急进社会党等以多数通过了对拉尼埃政府的不信任案,拉尼埃政府被推翻。17日,多年来一直反对印支战争的孟德斯·弗朗斯提出由他担任总理组织政府,并向国会保证“我的政府将为自己和对方规定四周时间,……如到那时不能达成满意的解决,我将辞职。”于是得到国会通过。6月20日,新政府由他自己兼任外交部长,立即赶赴日内瓦,并寻求与艾登合作,从西方的立场出发推动日内瓦谈判。作为交战一方的法国有了变化。周总理及时抓住这一打破会议僵局的时机,于6月23日亲自到伯尔尼法国大使馆会见孟德斯·弗朗斯。周总理诚恳地向他表示,中国参加会议完全是为了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没有其他野心;同时指出,中国主张印支可以先停战,然后再做政治解决,即通过大选实现国家的统一。由于目前的形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先画一条线,把双方的武装力量分开,即按“朝鲜模式”办。又说明中国是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独立主权的。孟德斯·弗朗斯向全国作出四周内解决问题的保证时,实际上对解决问题的途径并无把握。周总理的话使他看到了希望,他认为这个方案可以考虑。周总理又建议他与范文同直接会谈,他也接受了。

范文同看到了法国内阁的更替,主和派上台,对推动日内瓦会议的进展有利。同周恩来总理仔细交换意见后,他即同孟德斯·弗朗斯直接接触,同时等待国内的进一步指示。孟德斯·弗朗斯虽面临国内公众压力并有时间限制,但这个所谓主和派还是很强硬的。几次接触达不成协议,然而交战双方总算直接就实质问题进行讨价还价了。

7月3日,周总理访问印、缅结束,到北京汇报后即邀请越南领导人到柳州就日内瓦会议问题进行商谈。越方参与商谈的有胡志明主席、党总书记长征、越南总司令武元甲和从日内瓦回来的黄文欢。中方还有驻越顾问团团长罗贵波和军事总顾问韦国清参加。这次会议对日内瓦会议的成败是决定性的。周总理主要谈了需要努力争取在日内瓦会议上就印支停战问题达成协议,阻止美国进一步卷入,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复杂。越南也看到实现停战、法国全部撤走后经过一次全国普选实现越南统一的设想是对方难以同意的。法方知道,一旦举行大选,他们扶植的南越政权就完蛋了。中、越双方都感到,要停战,把双方的军队分开,就得有一条临时分界线。越方认为,从目前战场上的实际控制区来看,分界线应划在北纬13°,如对方不接受,可退到北纬15°,最后只能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华军和英军)分驻的北纬16°分界。中、越都认为,画线是越往南越好,但终究还得越、法双方互有妥协。最后万不得已时由于会议地点距两党中央很远,不便再次交换意见,临时军事分界线也可稍微再偏北一点,但必须换取法方承认越南的独立主权,而且必须规定一个举行全国普选的固定日期,以便通过普选实现越南的统一。老挝抗战政府控制地区双方犬牙交错,也可最后集结到北部二省。柬埔寨抗战力量分散各地,无法画线,只好争取政治解决,参加当地普选,回归国家政治生活。这就是中、越双方达成的“7月5日协议”的主要内容。越劳中央立即电告日内瓦,让代表团按此进行谈判。周总理回北京向党中央汇报,然后去莫斯科向苏共中央通报,经协商一致后7月11日回到日内瓦。

周总理到日内瓦后即与范文同长谈,详细通报了柳州会议以及与苏联方面交换意见的情况。范文同也已收到了越南劳动党中央的电报,他虽然觉得把临时军事分界线线划在北纬16°甚至略偏北一点是亏了,但仍然准备就此精神同对方谈判,尽量争取。周总理建议他争取尽快同孟德斯·弗朗斯谈,否则他下了台,再来一个主战派,问题又不好办了。到了7月13日,孟德斯·弗朗斯也很着急。他的时间只有7天了。他曾同艾登和莫洛托夫会面,希望互相合作促成协议。范、孟的会谈,最后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双方停火后的临时军事分界线,范坚持13°最少15°,孟坚持20°。二是范提出停战后6个月举行全国大选,孟主张不定期。双方又僵持不下。周总理进行了斡旋。在这期间,越、法双方的军事代表已就《关于越南停战的协议》《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和《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的条款基本上起草完成,规定老挝抗战部队集结到北部丰沙里和桑怒二省,柬埔寨抗战部队就地复员;只等待越南临时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了。此外,大会还就由印度、波兰、加拿大三国组成“国际监督与监察委员会”的协定达成协议。老挝王国政府准备发表声明,决定全国大选于1955年举行,柬埔寨王国政府也准备发表声明,决定全国大选于1955年举行。两国的抗战人员都自由参加。只有南越政权方面拒不参加协议,但它受制于法国,不可能有别的作为。

这一阶段交战双方的多次接触与谈判都是在会外直接进行的。美国代表斯密斯按杜勒斯的指示尽量采取旁观态度,不使美国加入任何同“越盟”有关的协议。这时他也坐不住了,他给国内发电报说,谈判可能在地下进行,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不知法国持什么主张,恐怕法国会在不与美国协商的情况下单独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这会使印度支那在几个月内被共产党势力所控制。斯密斯的这一电报反映,美国希望法国顶住国内要求停战的潮流,美国则加紧给予军事支援强化战争的方针不为法国所接受。法国当权者孟德斯·弗朗斯还是相信,一个不完整的妥协胜过可能升级的一场长期战争。在对待这次会议的态度上法、美分道扬镳了。这样,美国就被撇到一边成为决定圈外之人。这种形势,对会议达成协议显然是有利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莫洛托夫以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身份,邀请有关方面,即越、法、中、英的首席代表到苏联代表团居住的“博卡日”别墅会谈。没有邀请美国、南越等代表参加。莫洛托夫建议大家把问题摆开,作最后的讨价还价。实行停火和分区集结两方的军队是大家同意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停火线划在什么地方。范文同提出,这条线只是一条临时的军事分界线,法军撤走,通过普选实现越南统一后就不存在了,越方的最后方案是按二战后的划分,在北纬16°。孟德斯·弗朗斯不同意,他说,法国从海岸通往老挝的9号公路绝对不能被切断,最多只能让到北纬18°。最后,莫洛托夫以会议主席的身份裁决:“那我们在17°达成协议吧。那里刚好有一条河,叫滨海河。”大家没说话,就算默认了。接着讨论越南通过全国普选实现统一的问题。范文同提出停战后6个月举行大选。孟德斯·弗朗斯说要不定期,6个月太短。范文同提出必须规定时间,一年行不行?再让一步18个月行不行?莫洛托夫又裁决说:“让我们规定两年后举行,一年后越南南北双方开始协商。怎么样?”就这样,有关的五方在内部达成了协议。

这时,几个协议的文本都已准备好。两位主席商定于7月20日晚签字。这时已是孟德斯·弗朗斯的最后期限。签字的文件包括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战的三个协定,由越南国防部副部长谢光宝同法国远征军司令部代表德尔戴少将签署有关越南和老挝的协定;由谢光宝同柬埔寨王国代表聂雕龙签署有关越南和柬埔寨的协定。《关于成立国际监督与监察委员会的协定》(规定国际监督与监察委员会由印度、波兰、加拿大组成。印度任主席,规定大问题要一致通过,小问题多数通过)由越、法双方签署。至于《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这一最重要的文件,要拿到全体大会上通过。

7月20日晚,有关方面的代表和会议两位主席都已到场。突然,南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拒绝参加,搞得法国代表很紧张,以为他们要变卦。莫洛托夫和艾登两位主席也只好在那里等着。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们成心闹点别扭。孟德斯·弗朗斯不是说过要在20日前解决问题吗,他们故意要把签字仪式拖延到21日凌晨,表明超过了20日。

21日召开全体大会,与会的9个代表团都参加,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内容共13条:①确认在越、老、柬停战的协议和建立国际监督与监察委员会的协定;②参加各方对这几项协定表示满意;③确认柬、老王国政府1955年举行大选的声明;④禁止向印支三国输入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⑤禁止外国在印支三国建立军事基地,同时,三国不能参加军事联盟;⑥在越南以北纬17°为临时军事分界线;⑦各方肯定承认越南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确保全国大选于1956年7月举行,1955年7月南北双方开始协商准备大选;⑧保证越南人民自由选举的权利,不愿意留居北方的人可以迁到南方,不愿意留居南方的人可以迁到北方,时间规定为300天;⑨保证对对方的人员不采取报复行动;⑩规定法国从印支三国撤军;法国保证尊重越、老、柬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印支三国互相平等,不干涉他国的内政;保证尊重协议的各项措施。

以上《最后宣言》不需要表决通过,各国代表只需表态就行。文本宣读后,与会的七方代表表示赞同,只有美国代表声明不参与这项宣言,但“根据联合国宪章,它将不为协议的执行设置障碍,也不以武力破坏协议”。南越代表申明这个协议不能接受,也没有人理会,不了了之。会议正式闭幕。

会议结束后第二天,周总理举行了告别宴会,也请了南越代表。周总理建议范文同主动去接触南越代表,打下一个基础,将来按协议协商全国普选时好说话。他又对南越代表说,你们南北是一家,都是越南人嘛。我们之间也都是亚洲人嘛。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派代表到北京。

这以后,周总理又在中国代表团驻地“花山别墅”宴请苏联和越南代表团全体成员。当时正好在洛桑举行世界杯足球赛。周总理举杯说,我们这里也是一场球赛,我们赢了。这要归功于我们的队长莫洛托夫同志和前锋队员范文同同志等。我提议为他们的健康干杯。莫洛托夫和范文同也起来祝酒。大家为毛泽东、胡志明、周恩来等同志的健康干杯,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友谊干杯。气氛十分热烈而亲切。

1954年7月22日,战场双方全线停火,和平取代了长达8年之久的一场战争。协议的执行是比较顺利的。10月10日,法军撤离河内。1955年5月,法军撤离海防。越南北方全部解放。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南方的正规军,游击队和许多干部撤到北方。1955年1月在河内举行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还都仪式”,胡志明主席和全体政府成员返回首都,受到几十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5年7月,按日内瓦协议,越南南北方双方应该开始协商全国大选的事宜。但是美国违背了他们“不为协议的执行设置障碍”的诺言,插手越南南方,通过他们控制的南越吴庭艳政权拒绝协商。1955年和1956年,北方多次致书南方,真诚地提出共商全国普选问题,但南越政权都坚决拒绝。1957年,他们干脆发表声明,彻底否定了日内瓦协议,同时大规模镇压要求举行全国大选的群众。接着,面对南越人民的斗争,美国又违背了他们“不以武力破坏协议”的诺言,对越南进行日益扩大的武装干涉,酿成了另一场印支战争。

就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达成的协议,是在世界冷战高峰期继朝鲜停战后的又一重要协议,它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普遍欢迎。无论对交战双方来说,还是对世界东西两大阵营有关国家来说,都是利大于弊的。对越南来说,日内瓦协议标志着民族解放斗争取得重要阶段性的巨大胜利,并通过国际协议承认了它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有了自己的首都、海港、完整的广大地区和领空、领海,取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真正具有了一个国家的规模;使经过多年战乱的人民得以医治战争创伤,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把北方建设成为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基地。其后20年的实践证明,有了强大的北方支援,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越南终于实现了统一。对法国来说,日内瓦协议后,摆脱了一场在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长期战争重负,法国非但没有衰落,反而经过调整,促使二战后经济得到更快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提高,国内的阶级、党派矛盾有了一定的缓和,在欧洲和世界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对老挝和柬埔寨来说,日内瓦协议是他们的国家走向独立发展的里程碑。同时,对中国、苏联和英国来说,结束了亚洲的又一场热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对大家都是有利的。当然也有一定负面作用,例如画线,越南虽得到首都河内和海防、鸿基等心脏地带,但退出的地区和人口仍然较多。有的西方舆论评论说,孟德斯·弗朗斯在谈判桌上取得了他在战场上失去的一些东西;而越盟却在谈判桌上失去了一些它在战场上取得的东西。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法国失去了战前在印支拥有的权益也是事实。正如莫洛托夫在会议期间所说,既要谈判,就要各方有所让步和妥协,才能解决问题。

对美国来说,其实也是有利的。如果它像在会议上承诺的“不为协议的执行设置障碍”,也不以武力破坏协议,让协议得以完全实施,通过全国大选实现越南和平统一,而不是像后来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就不会在造成越南几百万人伤亡和惊人破坏的同时,自己也遭受几十万人的死伤,消耗几千亿美国纳税人的金钱和几千架飞机,最后还是被迫撤走而一无所得。当然,大军火商也曾因这场战争而获取了超额利润。

那么,越、法双方是否拒绝在日内瓦达成协议,继续打下去更好呢?对越方来说,即是挟奠边府战胜之威,继续发动进攻,一鼓作气彻底打败法军,解放全国。从当时越、法两军的力量对比来看,当时法军(含南越伪军)还有近50万人,如收缩防区,固守河内、海防、顺化、舰港、西贡等地区,以空军、炮兵、机械、舰艇掩护,形成坚固防线御敌。越军以当时约5万余人的几个主力步兵师,在没有大量防空武器的条件下到平原地区作战,要完全击败法军确非易事;如法军危殆美军卷入,结果仍然将是长期相持,对越方并不有利(法军撤离后美军大量进入印支的历史事实表明,当时美军卷入是难免的)。革命战争总得有阶段性,要分步走。例如后来越南的抗美战争,也得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促使美国撤军,第二步才是实现完全解放南方。

对法方来说,是否可以依靠美国的大量军援,补充损失,重振旗鼓,甚至引美军介入,坚守平原集群据点,继而发动反攻,击败越盟,恢复其在印支的统治?事实是,企图征服一个已经觉醒、手执武器,而且并不孤立的民族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多也只能扩大和延长战争,加重法国人民的负担,走不出看不到底的隧洞,其在印支的地位和权益也终将被美国所取代。总而言之,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达成协议,实现停战,恢复和平,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

这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处于东西方冷战时期,却突破了冷战的格局,在会议进程中化解了冷战的气氛。会议开始阶段曾经是阵线分明,互相谴责,但后续阶段却走上了实事求是、寻求具体解决方案的道路。孟德斯·弗朗斯的出现,应是一个转折点。范文同立场坚定,策略灵活,态度不卑不亢,沉着应对,并对法国人民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配合下,与法方反复周旋,终于达成协议,使越、法两国言归于好。莫洛托夫和艾登两位主席,本来是作为两个对立阵营的代表出现的,但实际上却相互合作,积极有效地共同安排和促进会议的进程,使争取和解成为主流,把主要的冷战卫士撂在一边,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周总理作为新中国的代表,第一次以落落大方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通过多方的努力促成了会议的成功,为新中国的和平外交开辟了广泛的空间。会议开始时,许多代表不是怒目而视,便是冷眼相看,互不搭理。但在会议结束时已是觥筹交错了。曾经高声谴责中国侵略的柬埔寨王国代表聂雕龙和老挝王国代表萨纳尼空,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也成了代表团的座上客。甚至那位杜勒斯指示不能同中国代表团接触的史密斯,也在会外寻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套瓷”。

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已经过去半个世纪,除了怀旧以外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体现着一种精神,描绘了一条途径,形成了一种模式,这就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产生了分歧和纠纷,即使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都有可能通过对话协商、双边多边会谈,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互谅互让,求得解决。即使像日内瓦协议那样不完整,未能彻底实施,但争取到了10年的和平,总比连年战争要好。总之,“日内瓦模式”是文明社会解决争端的最佳选择。反之,动不动就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相威胁来解决问题,结果只能是促使矛盾进一步深化、激化和长期化,以致造成更多的流血、苦难和报复。这是野蛮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日内瓦精神”和“日内瓦模式”值得大大提倡。这算是本书的一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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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走向和谈经过了漫长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世界处于东西方两个阵营之间的冷战高峰期,但各国人民要求缓和紧张局势、争取持久和平的思潮日渐兴起。1952年,正处于长期抗法战争中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到苏联参加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在同斯大林会面时,斯大林向他提出,在战争对越南有利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同法国谈判的问题。胡志明对斯大林非常尊重,当即表示接受。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那时,中苏关系处于最佳时期,两国领导人就争取和平解决亚洲的两场战争——朝战和越战问题达成了一致。6月,法国共产党的一位中央委员蒙德作为法国贸易代表团成员来访中国,向中方表示希望了解越南与法国和平谈判的可能性的看法,法国共产党好从国内推动;并说他已同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接触过,估计黄已报回国内。毛泽东知道后便给胡志明发了电报,建议越南劳动党向法方说明:越南将坚持抗战,但并不拒绝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和平谈判。假如法国成立一个愿意结束越南战争的政府并建议谈判,越南可以同它协商条件。苏联方面也同意这个意见。但只有战争形势对越方有利,法国才会被迫同意谈判解决。

1953年7月27日,朝鲜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议。8月4日,苏联发表声明,建议通过谈判解决亚洲的冲突,并主张中国参与亚洲问题的讨论。以后,苏联又建议这样的会议可以在寻求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之后接着进行。不久,瑞典《快报》(Expressen)的记者S.洛夫格林从巴黎向胡志明进行书面采访。胡志明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并说他准备这样答复:我们越南人民是争取和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在法国政府能够真正尊重越南人民的权利和愿望的基础上,实现和平解决越南问题,越南才能和平解决冲突。如果法国殖民者要继续侵略越南的话,只会遭到更大更严重的失败。

毛泽东很重视这一问题,他答复胡志明:法国国内要求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也认为打这场战争是得不偿失的,主张和平谈判。新总理拉尼埃上台后两次表示过要和平谈判。但朝鲜停战后,美国方面不愿意停止法越战争,希望越南战争扩大化,法国将越战进行到底。在此情况下,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是适时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将和平的旗帜掌握在手中,进一步鼓励法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的阴谋。当然,提出和谈,不一定等于马上谈,也不等于能够谈得成。越南人民应争取时间,组织力量,准备将来进一步斗争,取得胜利。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胡志明。他又说,朝鲜经验说明,只有我们自己力量强大,能够把敌人打得越来越疼时,和谈才能成功。他并就胡志明的答记者内容提了几点意见。

1953年11月29日,胡志明正式答复瑞典记者说:“如果法国坚持把侵略战争进行下去的话,我们有决心、有力量把战争进行到底;如果法国方面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我们也愿意协商。只要法国政府停止侵略越南的战争,和平就可能实现。但是停战的基础是法国必须承认越南的独立。”

在这期间,法国国内也起着变化。随着印支战争的日益强化,法国越来越不堪战争重负。据西方的报道,法国在印支的开支已相当于马歇尔援助计划的两倍;自1945年以来,法国已损失兵员5万人,印支战争的军费占到了法国军事预算的一半。人民反对这场“肮脏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出现了亨利·马丁、来蒙第安等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英雄。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国会中。1952年12月,在国会讨论对印支的拨款时爆发了争论。急进社会党议员孟德斯·弗朗斯提出,日益膨胀的战费已使物价进一步高涨并使社会更加不安,他说:“如果你每年都不断地把所有干部送往亚洲去作无谓牺牲,你永远不可能成功地建立在欧洲的防务。”他进一步联合前印支总督阿贝尔·萨罗共同建议通过谈判解决印支战争。法国共产党更是一贯坚持反战立场。国会中已有150位议员反对战争。甚至在朝鲜停战前两周,法国外长皮杜尔也说:“如果朝鲜恢复了和平而印支战争仍在继续,法国将处于无法承受的境地。”1953年11月,拉尼埃总理也提出,印支战争“如能达成一种光荣的解决办法,在地区层次或国际层次,法国都将乐于接受冲突通过外交解决。”但同时,他们又指望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巩固法国在印支的地位。当法军在奠边府陷于绝境之时,他们甚至反复要求美国出动空军直接参战挽救法军败亡。他们的言行除了企图安抚极端不满的法国公众外,实际上是走着延长甚至扩大印支战争的道路。

1954年1月在柏林召开了二战后第一次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开始是讨论德国问题,由于立场相反,谈不下去,只好转而讨论印支问题。2月18日,四国外长达成协议:4月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分别讨论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苏联建议届时邀请中国参加,英国外长没异议,法国外长也表示“愿同任何解决亚洲争端的国家谈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则表示反对邀请中国“参与解决有关世界命运的问题”,后来虽勉强同意,却附加声明说“同意某些国家参加会议并不表明美国将予承认”。这样,参加印支日内瓦会议的除五大国外,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政权、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而老挝抗战政府和柬埔寨抗战政府的参会资格,则未被西方接受。会期定在4月下旬。就这样,国际冷战中的一场热战终于演变为走向会议桌上的一场舌战。

四国外长就举行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后,苏联即刻向中国通报,并请中国转告越南,希望越南参加。3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希望越南参加日内瓦会议,并建议组成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苏发努冯亲王领导的老挝抗战政府、山玉明领导的柬埔寨抗战政府三个代表团同时出席会议,并拟订谈判方案。越南接到中国来电后即决定参加会议,并迅速与老挝抗战政府、柬埔寨抗战政府商妥组团参会事宜。范文同出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首席代表,成员有商业部部长潘英、司法部副部长陈公祥、国防部副部长谢光宝和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诺哈·冯萨万出任老挝抗战政府首席代表。乔马尼出任柬埔寨抗战政府首席代表。与此同时,胡志明亲自到北京与中国商谈。4月19日,周恩来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席代表,成员有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副总参谋长李克农。20日,他们与胡志明、范文同一起去苏联,同苏联协调立场。苏联政府的首席代表是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长莫洛托夫,成员有副外长葛罗米柯和库兹涅佐夫。

图26 1954年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会场

在印支战场,1954年初,越军已包围固守奠边府的法军两三个月,发动总攻的准备工作即将完成。3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去电报指示韦国清,日内瓦会议将于4月间召开,议程包括印支问题。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几个漂亮仗。接电后,韦国清即与越军总司令武元甲将军商定,于3月13日向奠边府法军发起总攻,力争全歼法军守敌,使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团中,法国首席代表是外交部长皮杜尔;英国首席代表是外相艾登;美国首席代表是国务卿杜勒斯,他到法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长会议后顺便到日内瓦参加会议,几天后就离开了,把责任交给助理国务卿贝德尔·史密斯,借以显示美国对这次会议并不那么重视。会议于5月8日在原国联大厦举行,由苏联和英国担任两主席,轮流主持会议。此时,越南向大会提出邀请老挝抗战政府代表和柬埔寨抗战政府代表参加会议,中、苏两方表示同意。这时,老、柬两国抗战政府的代表已到日内瓦,并明确声明他们有权参加会议,共同解决有关老、柬两国的问题。对此,与会的西方国家坚决反对,认为只有老、柬两国的王国政府代表能参加,甚至不惜使会议流产。讨论立即陷入僵局。经中、苏、越几轮努力后均告无效。为了使会议能够举行并显示善意,东方集团不得不作出让步,改由越南出面代表老、柬两抗战政府与会。老、柬两抗战政府的代表只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会外活动后返回。

1954年5月7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一天,巴黎的广播中突然传来消息:奠边府堡垒已陷落,法国守军停止抵抗。总指挥德·卡斯特里少将和全体军官被越军俘虏,法国举行全国哀悼。“嗬!奠边府大捷!”越南代表团顿时欢腾起来。范文同兴奋地叫拿香槟酒来,但没找到香槟酒,只找来红葡萄酒,早已挤满客厅的代表团成员们斟满酒杯、一饮而尽、纵情欢呼,并遥祝胡志明伯伯健康。第二天,日内瓦会议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越南代表团以胜利者的姿态步入会场。东方阵营士气高涨,西方集团情绪低沉。法国代表团带着黑纱入场,越南代表团中有人不禁笑了一声,法国代表团中立即有人骂道:“哼,这些幽灵(fantmes)!”范文同立即毫不客气地用法语回敬:“可是有些人却被‘幽灵’打败了!”(《共产党宣言》曾把共产主义思潮比做在欧洲徘徊的幽灵。)

会议在国联大厦的一间大会议厅举行,会上,越南首席代表范文同义正词严地谴责了法国殖民主义的侵略,要求法国必须撤军,尊重越南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同时表示愿意考虑越南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参加法兰西联邦,并照顾法国在越南的经济、文化利益;他主张通过谈判,在尊重越南和印支三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停止战争,恢复和平。中国不是印支战争的当事国,基本立场是支持越南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承认印支三国民族权利的基础上,交战各方停止敌对行动,恢复和平;朝鲜已停战,印支也应停战;反对美国介入扩大战争。苏联作为两主席之一,除支持越南的合理要求外,还争取同英国一起,尽量促成会议达成协议。法国作为印支战争交战另一方,明显缺少谈判筹码:战场上接连遭受失败、美国又不愿单独介入,法国公众强烈反战。法国外长皮杜尔的基本主张仅仅是要求实现停火,借以安抚法国公众,挽救拉尼埃政府,把达成政治协议留待以后解决,继续维持法国在印支的统治。美国的基本立场是:不希望会议达成任何协议,使这场“法国出血,美国出钱”的战争得以继续,从而在印支“扼制共产主义”。作为会议两位主席之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从英国的基本利益出发,是希望会议达成协议的。会议就这样开了两三次,各说各的,根本谈不上达成协议。5月29日,艾登提议休会,转由越、法两方的军事代表直接谈判有关军事问题,提议得到各方支持。6月2日,越军国防部副长谢光宝、联络官何文楼,与法军代表德尔戴少将、联络官德布莱比松上校进行谈判。谈判中,越方坚持法军全部撤出印支,法方提出双方停火、越军撤出老挝、柬埔寨。谈判又陷于僵局。6月20日军方谈判休会,莫洛托夫、艾登和史密斯分别离开日内瓦回国。周总理也离开日内瓦,对印度和缅甸进行了访问。

虽然不开会了,但越南代表团仍很忙碌。经常有法国人士来访,表示希望立即停战,撤回法国远征军,恢复和平。一位和善的老婆婆臂上戴着黑纱,她对越南代表团的成员说:“我的儿子三个月前在越南战死了,然而我一点也不怪你们,这要法国殖民者负完全责任。你们是和我一样渴望和平的。”热泪从她的眼里流淌下来。她把一枚和平纪念章插到一位越南代表的胸前。这时,法国的政坛也不平静。广大公众对日内瓦会议毫无进展已感到不能忍耐。这种情绪不断反映到国会中。6月12日,法国共产党、急进社会党等以多数通过了对拉尼埃政府的不信任案,拉尼埃政府被推翻。17日,多年来一直反对印支战争的孟德斯·弗朗斯提出由他担任总理组织政府,并向国会保证“我的政府将为自己和对方规定四周时间,……如到那时不能达成满意的解决,我将辞职。”于是得到国会通过。6月20日,新政府由他自己兼任外交部长,立即赶赴日内瓦,并寻求与艾登合作,从西方的立场出发推动日内瓦谈判。作为交战一方的法国有了变化。周总理及时抓住这一打破会议僵局的时机,于6月23日亲自到伯尔尼法国大使馆会见孟德斯·弗朗斯。周总理诚恳地向他表示,中国参加会议完全是为了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没有其他野心;同时指出,中国主张印支可以先停战,然后再做政治解决,即通过大选实现国家的统一。由于目前的形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先画一条线,把双方的武装力量分开,即按“朝鲜模式”办。又说明中国是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独立主权的。孟德斯·弗朗斯向全国作出四周内解决问题的保证时,实际上对解决问题的途径并无把握。周总理的话使他看到了希望,他认为这个方案可以考虑。周总理又建议他与范文同直接会谈,他也接受了。

范文同看到了法国内阁的更替,主和派上台,对推动日内瓦会议的进展有利。同周恩来总理仔细交换意见后,他即同孟德斯·弗朗斯直接接触,同时等待国内的进一步指示。孟德斯·弗朗斯虽面临国内公众压力并有时间限制,但这个所谓主和派还是很强硬的。几次接触达不成协议,然而交战双方总算直接就实质问题进行讨价还价了。

7月3日,周总理访问印、缅结束,到北京汇报后即邀请越南领导人到柳州就日内瓦会议问题进行商谈。越方参与商谈的有胡志明主席、党总书记长征、越南总司令武元甲和从日内瓦回来的黄文欢。中方还有驻越顾问团团长罗贵波和军事总顾问韦国清参加。这次会议对日内瓦会议的成败是决定性的。周总理主要谈了需要努力争取在日内瓦会议上就印支停战问题达成协议,阻止美国进一步卷入,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复杂。越南也看到实现停战、法国全部撤走后经过一次全国普选实现越南统一的设想是对方难以同意的。法方知道,一旦举行大选,他们扶植的南越政权就完蛋了。中、越双方都感到,要停战,把双方的军队分开,就得有一条临时分界线。越方认为,从目前战场上的实际控制区来看,分界线应划在北纬13°,如对方不接受,可退到北纬15°,最后只能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华军和英军)分驻的北纬16°分界。中、越都认为,画线是越往南越好,但终究还得越、法双方互有妥协。最后万不得已时由于会议地点距两党中央很远,不便再次交换意见,临时军事分界线也可稍微再偏北一点,但必须换取法方承认越南的独立主权,而且必须规定一个举行全国普选的固定日期,以便通过普选实现越南的统一。老挝抗战政府控制地区双方犬牙交错,也可最后集结到北部二省。柬埔寨抗战力量分散各地,无法画线,只好争取政治解决,参加当地普选,回归国家政治生活。这就是中、越双方达成的“7月5日协议”的主要内容。越劳中央立即电告日内瓦,让代表团按此进行谈判。周总理回北京向党中央汇报,然后去莫斯科向苏共中央通报,经协商一致后7月11日回到日内瓦。

周总理到日内瓦后即与范文同长谈,详细通报了柳州会议以及与苏联方面交换意见的情况。范文同也已收到了越南劳动党中央的电报,他虽然觉得把临时军事分界线线划在北纬16°甚至略偏北一点是亏了,但仍然准备就此精神同对方谈判,尽量争取。周总理建议他争取尽快同孟德斯·弗朗斯谈,否则他下了台,再来一个主战派,问题又不好办了。到了7月13日,孟德斯·弗朗斯也很着急。他的时间只有7天了。他曾同艾登和莫洛托夫会面,希望互相合作促成协议。范、孟的会谈,最后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双方停火后的临时军事分界线,范坚持13°最少15°,孟坚持20°。二是范提出停战后6个月举行全国大选,孟主张不定期。双方又僵持不下。周总理进行了斡旋。在这期间,越、法双方的军事代表已就《关于越南停战的协议》《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和《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的条款基本上起草完成,规定老挝抗战部队集结到北部丰沙里和桑怒二省,柬埔寨抗战部队就地复员;只等待越南临时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了。此外,大会还就由印度、波兰、加拿大三国组成“国际监督与监察委员会”的协定达成协议。老挝王国政府准备发表声明,决定全国大选于1955年举行,柬埔寨王国政府也准备发表声明,决定全国大选于1955年举行。两国的抗战人员都自由参加。只有南越政权方面拒不参加协议,但它受制于法国,不可能有别的作为。

这一阶段交战双方的多次接触与谈判都是在会外直接进行的。美国代表斯密斯按杜勒斯的指示尽量采取旁观态度,不使美国加入任何同“越盟”有关的协议。这时他也坐不住了,他给国内发电报说,谈判可能在地下进行,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不知法国持什么主张,恐怕法国会在不与美国协商的情况下单独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这会使印度支那在几个月内被共产党势力所控制。斯密斯的这一电报反映,美国希望法国顶住国内要求停战的潮流,美国则加紧给予军事支援强化战争的方针不为法国所接受。法国当权者孟德斯·弗朗斯还是相信,一个不完整的妥协胜过可能升级的一场长期战争。在对待这次会议的态度上法、美分道扬镳了。这样,美国就被撇到一边成为决定圈外之人。这种形势,对会议达成协议显然是有利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莫洛托夫以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身份,邀请有关方面,即越、法、中、英的首席代表到苏联代表团居住的“博卡日”别墅会谈。没有邀请美国、南越等代表参加。莫洛托夫建议大家把问题摆开,作最后的讨价还价。实行停火和分区集结两方的军队是大家同意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停火线划在什么地方。范文同提出,这条线只是一条临时的军事分界线,法军撤走,通过普选实现越南统一后就不存在了,越方的最后方案是按二战后的划分,在北纬16°。孟德斯·弗朗斯不同意,他说,法国从海岸通往老挝的9号公路绝对不能被切断,最多只能让到北纬18°。最后,莫洛托夫以会议主席的身份裁决:“那我们在17°达成协议吧。那里刚好有一条河,叫滨海河。”大家没说话,就算默认了。接着讨论越南通过全国普选实现统一的问题。范文同提出停战后6个月举行大选。孟德斯·弗朗斯说要不定期,6个月太短。范文同提出必须规定时间,一年行不行?再让一步18个月行不行?莫洛托夫又裁决说:“让我们规定两年后举行,一年后越南南北双方开始协商。怎么样?”就这样,有关的五方在内部达成了协议。

这时,几个协议的文本都已准备好。两位主席商定于7月20日晚签字。这时已是孟德斯·弗朗斯的最后期限。签字的文件包括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战的三个协定,由越南国防部副部长谢光宝同法国远征军司令部代表德尔戴少将签署有关越南和老挝的协定;由谢光宝同柬埔寨王国代表聂雕龙签署有关越南和柬埔寨的协定。《关于成立国际监督与监察委员会的协定》(规定国际监督与监察委员会由印度、波兰、加拿大组成。印度任主席,规定大问题要一致通过,小问题多数通过)由越、法双方签署。至于《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这一最重要的文件,要拿到全体大会上通过。

7月20日晚,有关方面的代表和会议两位主席都已到场。突然,南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拒绝参加,搞得法国代表很紧张,以为他们要变卦。莫洛托夫和艾登两位主席也只好在那里等着。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们成心闹点别扭。孟德斯·弗朗斯不是说过要在20日前解决问题吗,他们故意要把签字仪式拖延到21日凌晨,表明超过了20日。

21日召开全体大会,与会的9个代表团都参加,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内容共13条:①确认在越、老、柬停战的协议和建立国际监督与监察委员会的协定;②参加各方对这几项协定表示满意;③确认柬、老王国政府1955年举行大选的声明;④禁止向印支三国输入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⑤禁止外国在印支三国建立军事基地,同时,三国不能参加军事联盟;⑥在越南以北纬17°为临时军事分界线;⑦各方肯定承认越南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确保全国大选于1956年7月举行,1955年7月南北双方开始协商准备大选;⑧保证越南人民自由选举的权利,不愿意留居北方的人可以迁到南方,不愿意留居南方的人可以迁到北方,时间规定为300天;⑨保证对对方的人员不采取报复行动;⑩规定法国从印支三国撤军;法国保证尊重越、老、柬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印支三国互相平等,不干涉他国的内政;保证尊重协议的各项措施。

以上《最后宣言》不需要表决通过,各国代表只需表态就行。文本宣读后,与会的七方代表表示赞同,只有美国代表声明不参与这项宣言,但“根据联合国宪章,它将不为协议的执行设置障碍,也不以武力破坏协议”。南越代表申明这个协议不能接受,也没有人理会,不了了之。会议正式闭幕。

会议结束后第二天,周总理举行了告别宴会,也请了南越代表。周总理建议范文同主动去接触南越代表,打下一个基础,将来按协议协商全国普选时好说话。他又对南越代表说,你们南北是一家,都是越南人嘛。我们之间也都是亚洲人嘛。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派代表到北京。

这以后,周总理又在中国代表团驻地“花山别墅”宴请苏联和越南代表团全体成员。当时正好在洛桑举行世界杯足球赛。周总理举杯说,我们这里也是一场球赛,我们赢了。这要归功于我们的队长莫洛托夫同志和前锋队员范文同同志等。我提议为他们的健康干杯。莫洛托夫和范文同也起来祝酒。大家为毛泽东、胡志明、周恩来等同志的健康干杯,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友谊干杯。气氛十分热烈而亲切。

1954年7月22日,战场双方全线停火,和平取代了长达8年之久的一场战争。协议的执行是比较顺利的。10月10日,法军撤离河内。1955年5月,法军撤离海防。越南北方全部解放。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南方的正规军,游击队和许多干部撤到北方。1955年1月在河内举行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还都仪式”,胡志明主席和全体政府成员返回首都,受到几十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5年7月,按日内瓦协议,越南南北方双方应该开始协商全国大选的事宜。但是美国违背了他们“不为协议的执行设置障碍”的诺言,插手越南南方,通过他们控制的南越吴庭艳政权拒绝协商。1955年和1956年,北方多次致书南方,真诚地提出共商全国普选问题,但南越政权都坚决拒绝。1957年,他们干脆发表声明,彻底否定了日内瓦协议,同时大规模镇压要求举行全国大选的群众。接着,面对南越人民的斗争,美国又违背了他们“不以武力破坏协议”的诺言,对越南进行日益扩大的武装干涉,酿成了另一场印支战争。

就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达成的协议,是在世界冷战高峰期继朝鲜停战后的又一重要协议,它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普遍欢迎。无论对交战双方来说,还是对世界东西两大阵营有关国家来说,都是利大于弊的。对越南来说,日内瓦协议标志着民族解放斗争取得重要阶段性的巨大胜利,并通过国际协议承认了它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有了自己的首都、海港、完整的广大地区和领空、领海,取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真正具有了一个国家的规模;使经过多年战乱的人民得以医治战争创伤,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把北方建设成为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基地。其后20年的实践证明,有了强大的北方支援,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越南终于实现了统一。对法国来说,日内瓦协议后,摆脱了一场在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长期战争重负,法国非但没有衰落,反而经过调整,促使二战后经济得到更快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提高,国内的阶级、党派矛盾有了一定的缓和,在欧洲和世界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对老挝和柬埔寨来说,日内瓦协议是他们的国家走向独立发展的里程碑。同时,对中国、苏联和英国来说,结束了亚洲的又一场热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对大家都是有利的。当然也有一定负面作用,例如画线,越南虽得到首都河内和海防、鸿基等心脏地带,但退出的地区和人口仍然较多。有的西方舆论评论说,孟德斯·弗朗斯在谈判桌上取得了他在战场上失去的一些东西;而越盟却在谈判桌上失去了一些它在战场上取得的东西。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法国失去了战前在印支拥有的权益也是事实。正如莫洛托夫在会议期间所说,既要谈判,就要各方有所让步和妥协,才能解决问题。

对美国来说,其实也是有利的。如果它像在会议上承诺的“不为协议的执行设置障碍”,也不以武力破坏协议,让协议得以完全实施,通过全国大选实现越南和平统一,而不是像后来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就不会在造成越南几百万人伤亡和惊人破坏的同时,自己也遭受几十万人的死伤,消耗几千亿美国纳税人的金钱和几千架飞机,最后还是被迫撤走而一无所得。当然,大军火商也曾因这场战争而获取了超额利润。

那么,越、法双方是否拒绝在日内瓦达成协议,继续打下去更好呢?对越方来说,即是挟奠边府战胜之威,继续发动进攻,一鼓作气彻底打败法军,解放全国。从当时越、法两军的力量对比来看,当时法军(含南越伪军)还有近50万人,如收缩防区,固守河内、海防、顺化、舰港、西贡等地区,以空军、炮兵、机械、舰艇掩护,形成坚固防线御敌。越军以当时约5万余人的几个主力步兵师,在没有大量防空武器的条件下到平原地区作战,要完全击败法军确非易事;如法军危殆美军卷入,结果仍然将是长期相持,对越方并不有利(法军撤离后美军大量进入印支的历史事实表明,当时美军卷入是难免的)。革命战争总得有阶段性,要分步走。例如后来越南的抗美战争,也得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促使美国撤军,第二步才是实现完全解放南方。

对法方来说,是否可以依靠美国的大量军援,补充损失,重振旗鼓,甚至引美军介入,坚守平原集群据点,继而发动反攻,击败越盟,恢复其在印支的统治?事实是,企图征服一个已经觉醒、手执武器,而且并不孤立的民族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多也只能扩大和延长战争,加重法国人民的负担,走不出看不到底的隧洞,其在印支的地位和权益也终将被美国所取代。总而言之,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达成协议,实现停战,恢复和平,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

这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处于东西方冷战时期,却突破了冷战的格局,在会议进程中化解了冷战的气氛。会议开始阶段曾经是阵线分明,互相谴责,但后续阶段却走上了实事求是、寻求具体解决方案的道路。孟德斯·弗朗斯的出现,应是一个转折点。范文同立场坚定,策略灵活,态度不卑不亢,沉着应对,并对法国人民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配合下,与法方反复周旋,终于达成协议,使越、法两国言归于好。莫洛托夫和艾登两位主席,本来是作为两个对立阵营的代表出现的,但实际上却相互合作,积极有效地共同安排和促进会议的进程,使争取和解成为主流,把主要的冷战卫士撂在一边,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周总理作为新中国的代表,第一次以落落大方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通过多方的努力促成了会议的成功,为新中国的和平外交开辟了广泛的空间。会议开始时,许多代表不是怒目而视,便是冷眼相看,互不搭理。但在会议结束时已是觥筹交错了。曾经高声谴责中国侵略的柬埔寨王国代表聂雕龙和老挝王国代表萨纳尼空,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也成了代表团的座上客。甚至那位杜勒斯指示不能同中国代表团接触的史密斯,也在会外寻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套瓷”。

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已经过去半个世纪,除了怀旧以外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体现着一种精神,描绘了一条途径,形成了一种模式,这就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产生了分歧和纠纷,即使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都有可能通过对话协商、双边多边会谈,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互谅互让,求得解决。即使像日内瓦协议那样不完整,未能彻底实施,但争取到了10年的和平,总比连年战争要好。总之,“日内瓦模式”是文明社会解决争端的最佳选择。反之,动不动就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相威胁来解决问题,结果只能是促使矛盾进一步深化、激化和长期化,以致造成更多的流血、苦难和报复。这是野蛮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日内瓦精神”和“日内瓦模式”值得大大提倡。这算是本书的一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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