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亚太战略在本质上是“东向”战略的延伸，在政策实施初期具有战略模糊性和政策非连续性特点，但在2000年后，印度亚太战略部分取得了实质进展。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①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俄罗斯传统安全关系的恢复，以及在1993年与美国政治互谅和战略互信的实现，是印度真正开始向东南亚走进的前提条件；②印度核试射后与美国关系的回暖，是印度东向“第二阶段”能够与东盟核心国家，以及日本和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上取得大幅提升的关键。

印度积极参与和融入亚太，对该地区的权力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美国的重要性被印度高度重视，印美关系从长期来看存在提升的动力和空间；印日关系将由于两国“地区平衡”的考虑在短中期得到深化；中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网络状的战略环境，印、美、日以及东盟国家在安全上的协作有提升之势。这主要表现于：

首先，美国在印度的亚太战略中占据最大权重，印度的亚太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美国先行、印度跟进”的特点。

“印度跟进”既包括美印双边关系从“新型伙伴关系”提升至“全球伙伴关系”，也包括印度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友关系的更新。在美国的亚太盟友体系中，日本、韩国处于美国亚洲盟友体系的最核心圈，印度与日、韩两国的走近最先开始于2001年前后的防务合作，并将这种防务合作有机地与美国在亚太地区要优先解决的外交议题结合了起来。如“9·11”后，在印度洋上活动的日本自卫队舰艇就从孟买采购燃油，换防时日本海上自卫舰队在印度南部的科钦港口交接。印度海军和日本海军还在马六甲海峡与南中国海举行反海盗联合演习；处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第二圈的国家大致包括东盟的新加坡、菲律宾、泰国以及澳大利亚。2004年10月印度和新加坡首次进行联合空战演习；2005年，印度航母首次达到南中国海，访问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2009年9月，澳大利亚邀请印方参加联合军事演习。更新盟友体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的重要战略抓手之一，印度不属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体系，但至少属于“半盟友”或“软性盟友”。要平衡中国，美国需要动员包括盟友和非盟友在内的所有国家参与。

其次，印日关系的提升既有其内在的逻辑，更有着平衡中国的深层动因。印度和日本的相互需求在于：对印度来说，要快速发展经济不仅需要日本的官方援助（ODA）和直接投资（FDI），而且需要日本先进的技术支持。在核技术上，日本也是印度要“公关”的重要国家；在地区影响上，印度要加强在亚洲的影响，需要日本在政治上的支持和平衡；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上，印度与日本、德国和巴西构成了“四国联盟”，相互借力。对日本来说，则主要看重印度的经济发展潜力及其在亚洲地缘政治中所起到的独特的平衡作用。另外，能源战略通道安全考虑也是日本与印度合作的动因之一。

在地区权力架构的重组上，虽然中国名义GDP在2010年首超了日本，但事实上“中日间的结构性矛盾从2004年就开始发生并凸显了”3460417。在中美进行的亚洲领导权之争中，还伴随着日本在心理上对中国无法认同和接受，从而不断“通过定位中国来定位自身的过程”。在这种不断定位中，印度是日本在亚洲另一个有利的联合对象，因为印度似乎对自身的定位也是如此。在2006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印度防长穆克吉（Pranab Mukherjee）就说，“与中国、日本一起，印度是亚洲巨人的重要支撑之一……印度在维持亚洲力量均衡、持久和平、经济增长和安全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世俗的、民主的、通用英语的国家，印度理所应当对亚洲的平衡贡献力量。”3460418

最后，中国是印度亚太战略要追赶和平衡的目标，且印度对自身实力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在《不结盟2.0：21世纪印度的外交和战略政策》报告中，印度指出，“印度不应高估自身与中国谈判的能力”3460419。同时，印度认为，对中国加以限制和平衡是符合印度利益的。认为“当前，印度在海洋能力上略占优势，但中国正在迎头赶上。对印度来说，将中国的海军力量限制在黄海、台湾海峡、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这第一岛链是符合印度利益的。美国在亚太强化的海军力量部署、日本更强硬的外交态度和增强的海军投射能力以及其他关键海洋国家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越南海军实力的加强，将有利于延缓中国海军力量投射至印度洋的进程”3460420。可以看出，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回归，实质是在“尊重”美国实力、“借力美国”的情况下避免过度“刺激”中国的一种折中选择，因为印度自知当前与中国实力还存在一定距离。同时，在未来趋势上，印度已经做出了日本将大幅衰落的战略研判，并将自身提升为与中国平等、在未来将仅仅只“次”于美国的第二层国家，认“中美印”三边关系才是未来最重要的三边关系。

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印度采取了“先易后难、迂回前进”的策略。20世纪90年代与东南亚恢复经济关系主要是由于地缘上的临近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上的易于对接性；在1998年核试射后的短暂外交黑洞期间，印度尝试次区域合作的方式来重新链接“东方”。这里的东方既包括东南亚也包括东北亚，印度与东南亚核心国家（新加坡、泰国）、日本、韩国的经济关系相继改善。在FTA建设上，则充分运用政治关系提升的红利，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充分实现双边贸易自由化，如泰国、新加坡、韩国、日本。为应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印度与东盟商品自由贸易协定》也在2010年生效。但综合评估起来，至今印度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与亚太国家经济融入的程度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及中国。

当前，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这一发展过程要持续较长的时间阶段，中国的崛起在东南亚引起了某种“战略紧张”，从而出现东亚国家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局面。与东南亚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和“战略再确认”一致，印度也被视为在东南亚可以平衡中国的重要的一种政治力量。印度以商业合作为由，与以越南某油气公司合作开发油气田，从而试图为涉足南中国海问题铺平道路。同时，为抵消中国之前在缅甸影响力的加深，印度也调整了之前批评缅甸非民主的政策，大力发展与缅甸的全方位关系。虽然印度的实力和影响力还有所不足，但东南亚国家力图将印度纳入地区制度架构，发挥印度对中国的“软制衡”作用。从安全和战略上讲，印度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在东亚的存在形成了牵制。

对中国而言，虽然现实上印度的“东向”并未对中国在东亚的利益构成重大损害，而印日关系的发展短期上也无法对中国形成威胁，但“印美日”三边协作却是美国在亚洲平衡的新动向，美国的盟友（半盟友）体系越来越网络化，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要进行拆解的成本增加。

就中印关系而言，虽然印度也在某些方面配合了美国在亚洲的系列措施，并与阿富汗、越南、日本等国家形成一定联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与中国走向实质性的对抗。从总体上看，印度最多不过是通过美国发挥“一两拨三斤”的作用，中印关系呈现“合作与竞争并存，且理性要求双方合作必须大于竞争。一定程度上讲，印度之所以表现出试探性对抗，主要目的还在于希望中国以一种平等和理性来看待印度的崛起，这主要源于印度崛起过程中强烈的“中国参照系”。虽然印度很多有识之士明白，“印度对中国处处设防使它从长远来看将要成为输家”3460421，但印度乐见自己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处于某种战略优势。印度也正是利用某些国家对中国强大后实力展示的顾虑，来竭力拓展自身的战略空间。

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发展给印度提供了经济持续发展的红利快车，同时在主观愿望上，中国也试图努力摆脱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宿命，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在现实上，不得不承认中印在亚洲存在关系更加复杂的现实。对中国而言：

第一，本质上，认清印度的“东向”（东进）政策并未能实质性影响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经济与战略关系，但印度可能与东亚国家通过机制等手段实施对中国的“软制衡”；中国与东盟关系可能需要新思路，传统的“以经济促安全”的思路难以继续奏效。同时，中印关系本身仍然存在提升和友好的空间，印度已经在经济上更看重东北亚国家的重要性，印度认识到自身并无力独自来应对中国，短期内只能扮演一个良好的“平衡者”的角色。

第二，印美关系将长期趋向“战略友好”，印日关系的迅速发展是近中期内无法逆转的趋势。印日走近是亚洲权力转移进程中，印日双方做出的合理反应，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国在产业链上超过东南亚链接于日本之后的现实；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期间日本对印度FDI的激增除了反映日本对印度的信任外，可能预示着日本在东地震之后，某些产业开始从日本向印度实行转移，并以此来支持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三，印美日三边协作是美国在亚洲再平衡的较新手段，即在盟友体系之外通过其他形式融入“半盟友”或“软性盟友”，且主要只集中于安全和战略领域。在无法拆解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体系情况下，中国的不结盟政策面临巨大挑战。同时，鉴于印度对日本发展前景的预判是“长期上将面临大幅的衰落”，因而印美日三边协作在短期内强劲，长期上将缺乏后劲。相反，“中美印”三边协作是印度期待的实现其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标志性互动模式。

第四，印度将从中长期上重视与中等国家如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的安全协作，特别是海洋上的协作。必须认识到，印度亚太战略的直指目标是中国，即在经济上、军事上和国际影响力上均能和中国平起平坐。延缓中国战略延展的进程就是加速了印度赶超中国的进程，将中国“限制在黄海、台湾海峡、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这第一岛链是符合印度利益的”。对此，中国应思考相应的反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