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当局本想通过私有化建立稳定的“公民社会”基础，但事与愿违。经过几年轰轰烈烈的私有化，社会上充斥着犯罪和权钱交易，结果导致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作为一场急风暴雨式的财产争夺战，俄罗斯私有化触及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改变了社会的利益格局，激化了本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成为经济主管官员、新旧企业主、外资、私有化主管部门、普通职工之间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在许多俄罗斯居民看来，叶利钦时期私有化犹如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又是“一场改革闹剧”。自由派许诺的“公平分配社会财产”的迷雾渐渐散去，俄罗斯老百姓发现，身边的少数人一夜之间暴富。而在这场以“私有化证券”为赌注的赌局中，大多数百姓是输家，真正的赢家是原厂长经理阶层，还有一些暴发的“地下经济”势力。

俄罗斯私有化一开始就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每项私有化纲领的出台都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论的焦点。私有化不仅引起左翼反对派的抗议，而且导致当权的自由派内部的分裂。当然，俄罗斯经济私有化最严重的政治后果是催生了少数私人财阀，豢养了一小撮金融寡头，这也是激进的经济私有化遗留下来的最沉重的政治遗产。

“财阀控制经济，寡头要挟政治。”特别是1996年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少数寡头出资赞助叶利钦成功连任总统之后。这些寡头变本加厉，向当局要求经济回报，甚至进行政治要挟。少数财团乘机控制新闻媒体，借机操纵政治，分享权力，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怪胎”。10078260

俄罗斯私有化暴露出的问题，特别是少数财阀、寡头的所作所为不仅激怒了俄罗斯百姓，而且也为西方社会学术界所不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哈佛大学俄罗斯经济问题教授马歇尔·格德曼等多次对俄罗斯改革模式以及私有化运动提出批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对俄罗斯私有化提出指责。索罗斯把俄罗斯经济制度定义为“掠夺式资本主义”，“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索罗斯几次在公开的场合直面俄罗斯新生寡头，咒骂他们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盗窃”。他说：“我认为，俄罗斯已从苏维埃制度的一个极端走向了一种恣意妄为的、更近于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极端。”这位美国金融大亨对“俄罗斯寡头这种粗暴野蛮和凶恶贪婪的行为”感到震惊。索罗斯写道：“国家瓦解了，而每个人都在千方百计偷窃国家的财产。”索罗斯认为，丘拜斯推动的私有化是为了将“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得以变成合法的资本主义”。10078261

1999年8月26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至理名言，也许对真正的老百姓却是灾难》的文章，其中援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调查报告，称“私有化使得1亿多人陷入赤贫，数百万人失去社会保障”。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却是私人财团“爆炸式”的膨胀，约5%的少数人在短时间内聚敛了无数的财产之后暴富。

俄罗斯私有化的失败是必然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一方面，私有化打着“全民私有化”的旗号，实际上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根本没有明白、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参与到经济私有化的过程，“全民私有化”只不过是当局打出的欺骗性的口号。叶利钦提出的通过私有化在俄罗斯“建立广大私有者阶层”的计划也流产夭折。另一方面，通过急速的私有化运动，俄罗斯私人财团“爆炸式”的膨胀却成为现实。短短的几年时间，约5%的俄罗斯人乘私有化之机，聚敛了无数的财产，短时间内暴富，数量更少的一小撮人最终成为私人财阀。在叶利钦掌权的后期，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七大财阀大肆干预政治，独揽权力，演变成横行一时的俄罗斯寡头。

2007年，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俄罗斯自由派政治势力在西方的支持下，企图利用总统大选时机对普京展开政治反扑。鉴于此，普京对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操作者和获利者大加鞭挞。2007年11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普京指出，在当今俄罗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国稳定地向前发展的。也有一些人，他们狡猾地利用假民主和华丽辞藻，想让我们返回到不久前的过去：有些人想能像过去那样不受惩罚地窃取国家的公共财富、掠夺人民和国家，还有些则想使我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失去独立性。2010年12月16日，在评价西方支持的俄罗斯自由派人物时，普京一针见血地说道，这些人想要的只是金钱和权力。（20世纪）90年代，他们与别列佐夫斯基以及那些当下正被关在牢里的人一起窃取了数十亿卢布的资产。现在他们被从能捞到油水的地方赶走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自然想回来填满自己的口袋。可是，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干，几十亿卢布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会将整个俄罗斯都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