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制度模式，是对20世纪后半叶东亚地区各国（经济体）在经济追赶过程中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些共同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的概括。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东亚模式的定义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对东亚模式特定的区域性特征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政府主导的经济管理体制、高储蓄和高投资带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东亚地区“雁行模式”的产业结构。除了以上四个重要特征外，东亚模式通常还包括“注重教育和科技投入”、“崇尚亚洲价值观”等。

一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均采用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日本早在19世纪末期就实行过典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并且工业出口的扩张与军事扩张紧密结合。20世纪50年代，为了充分利用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国外廉价充足的原料和能源，日本推行了“贸易立国”的方针。在美国强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日本的外向型经济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其在电子、汽车领域的发展和产品出口使日本成功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亚洲四小龙”先后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期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1968～1976年，东盟四国先后实施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极大地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并进而带动了四国经济的全面增长。时至今日，以全方位开放政策为基础的出口工业仍然是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出口工业化战略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东亚地区与其他地区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东亚各国参与全球化和新国际分工的必要条件。

二是政府主导的经济管理体制。东亚各国和地区虽然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但是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香港除外）。东亚模式的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无论其是集权的，还是较民主的）均以发展经济为优先目标，即所谓的“发展导向”（development-oriented），以相对集权的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国民经济，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指导性计划及行政干预等；二是政府与企业结成密切的关系，甚至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干预，企业则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这一点在韩国尤为明显）；三是政府在对外贸易中通常都实施保护主义政策。政府通常有意识地参与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运用强制性的管理手段主导结构变迁进程，抑或是通过行政指令规定企业生产产品的种类、产量以及价格，或者通过指导型政策创造或改变市场获利机会，对特定产业进行干预和扶植，进而主导整个产业结构向着政府制定的目标演进。

正如韦德3220288所 总结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借助土地分配、金融体系监管、经济稳定和保护政策、出口导向、技术转让制度以及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来达到对市场和产业发展的调控。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强力主导民族电子企业在科技开发上面的通力合作，日本国际贸易和产业省（MITI）大量出资资助跨企业、全行业间的联合科技开发和合作，日本积极的政府干预和推动创新的政策手段为日本大规模打开海外市场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 础3220289。与 此同时，中国台湾也在当局的主导下开始制造业高级化的趋势，顺应了新科技革命的潮流，成为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IT）制造重镇。

三是高储蓄、高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首先，东亚各国和地区由于文化传统、消费习惯以及出口导向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总体上具备较高的储蓄率（参见表5-1）。其次，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通常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投资成本以及宽松的投资环境，东道国为了吸引资金和技术，所制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大大降低了跨国公司的总体运营成本，因而，以承接劳动密集型分工为发展 动力的东亚一直受到国外投资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青睐。从图5-1可以看到，东亚地区外资基本上处于净流入的态势，尽管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次贷危机都给东亚外资带来了短暂的负面影响，但其总体上升趋势是不容置疑的。国内的高储蓄率本身就提高了国内的投资水平，加上来自发达经济体的不断投资使得东亚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拥有着全球领先的高投资率，这是东亚长期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金融基础。

表5-1 部分东亚经济体国内储蓄占GDP的比重

图5-1 1980～2010年部分东亚经济体外资净流入

四是“雁行模式”是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内核，它刻画了20世纪60～90年代东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形态和内在特点。将“雁行模式”的分析思路引入东亚经济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小岛清（1978），“雁行模式”主要指后进经济体接受先进经济体的技术出口和直接投资（产业转移的开始）开始大规模生产原来由发达经济体生产的商品，逐步取代进口商品。随着产能扩大、成本降低，后进经济体开始出口，并将该产品返销到先进经济体。当后进经济体的生产成本开始上升，出口竞争力开始下降，后进经济体的生产企业就开始将生产过程转移到发展水平更低从而成本更低的后进经济体中去，结束了这种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伴随着这种产业转移，东亚各国（地区）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在东亚各国（地区）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日本处于领先地位、“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东盟四国以及后起之秀中国跟随而上的产业格局。70年代中后期，“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开始由劳动密集型驱动向资本密集型驱动过渡。东盟经济体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开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20世纪末，中国承接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代到来。东亚区域内各国形成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的较为明显的产业梯度转移。

“雁行模式”在推动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东亚各层次的国家（地区）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垂直分工的解体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东亚模式特别是“雁行模式”是否还能对东亚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解释，对“雁行模式”的再讨论进入了高潮期。部分学者认为，东亚模式是对东亚地区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成功经验的概括，但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东亚模式也正在进行相应的调整。东亚模式的重要内核“雁行模式”，只是反映了二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东亚地区的产业发展状况，90年代后东亚地区的产业发展呈现出水平分工逐渐占据主导的局面，以往在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雁行模式”是典型的以垂直型分工为主的分工体系，该模式大大忽视了新国际分工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此外，经历了“失去的十年”，日本在带动东亚国家和地区产业升级方面颇显乏力，其领头雁作用不断削弱。经济衰退导致了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在信息技术革命方面没有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被美国甩在身后。而此时东亚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改变了既有的垂直分工体系，主动适应了以IT产业发展为核心的全球经济再调整。“亚洲四小龙”的产业结构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革，在国际分工方面形成了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内分工，在某些行业和领域甚至与发达经济体构成了直接竞争。中国加入WTO之后，在投资、外部需求、原材料供给等众多方面都对东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雁行模式”以及新国际分工下的东亚模式发生了哪些重大的转变，特别是东亚模式所揭示的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