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林飞

观察当今长三角，首先应该观察什么？这就需要搞清楚当前长三角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时，需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不断深化认识与优选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我观察长三角，感到有以下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长三角”范围究竟如何界定？

长江三角洲是长江下游入海口周边地区。现有三种界定：一是指上海，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南通、泰州、扬州，浙江的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先被称为长三角，后来加上浙江的台州，共16个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这是“小长三角”。二是指沪、苏、浙两省一市，这是“大长三角”。三是指沪、苏、浙两省一市与安徽等邻近省份，这是“泛长三角”。界定长三角概念的依据，是区域位置与经济文化联系，不是GDP水平，不能“嫌贫爱富”，不是行政划分，不需要审批。

我们应多从大长三角、泛长三角的视野观察长三角，而不应拘泥于“小长三角”的狭隘理解与操作，从而使长三角成为这一地域各地共有的“概念股”与“发展品牌”。

第二，如何保持长三角快速增长的态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如何保持这一趋势？我在主编2006年的《长三角蓝皮书》时，提出了“可持续的率先发展”概念，希望大家关注长三角经济保持平衡快速增长面临的挑战，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资源短缺、生态环境压力等。近年来，有的地区增速下降，引起一些学者敏感的疑问：“长三角经济是否正在出现拐点？”我认为，拐点尚未到来，长三角经济仍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增长动力强劲。

但是也有隐忧，如部分行业投资增速快、产能过剩，投资率偏高、消费推动力不足，等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冷势因素出现的不确定性也客观存在。淡化周期、熨平周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成熟的标志。在今后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中，长三角地区的各级政府应积极培育平稳快速增长的新经济周期。

第三，如何实现长三角一体化？

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质，是生产诸要素能够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并且得到优化配置。首先，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相互沟通，建设水平相近。现在，重点是发展城际快速通道。其次，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统一劳动市场、商品市场、服务市场与资本市场。再次，加强各地区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共同编制长三角未来规划。第四，加强各地区民间的理论与思想交流，促进区域文化创新。

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是政策与地方法规的一体化。因此，应联合研究与制定统一的政策，消除地方保护主义，防止恶性竞争，建设长三角区域共同市场，实现区域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第四，如何进一步优化长三角的发展环境？

说起投资环境，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外资。境外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主要动力是国内投资。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在《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1999）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是那些能够科学制定出有效的国内投资战略推动的国家，是那些能够建立适宜的体制来克服外部负面冲击的国家，而不是那些依靠解除贸易与资本流动限制的国家。”这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应将引进外资与鼓励内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需要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民间资本创业与投资的环境。

同时，应将保护投资者权益与保护劳工权益结合起来，建立有关劳工权益的增加工资、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理论基础与司法实践。长三角地区的二、三产业的就业者，已经一半以上是“农民工”。从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到城乡户籍居民就业“同工同酬”，从劳动保护到社会保障，从子女受教育到居住条件，都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善待“农民工”。

第五，如何提高长三角的产业核心竞争力？

当前，提高长三角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首选是自主创新战略，是建设“创新型”区域，加快从“长三角制造”向“长三角创造”转变。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但这一希望难以满足。20世纪70年代，产油国曾提出：“技术转让就是石油价格。”20世纪80年代我曾提出：“技术转让就是市场准入。”二者都未得到响应。发展中国家虽然通过设备引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领先技术、处于生命周期上升阶段的技术，发达国家都是严格控制的。中国企业产品有了自己的“中国心”，具有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才能发展民族利益与保证国家安全。自主创新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校与科研院所为主体的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自主创新需要竞争，在竞争中激发创新活力与动力。长三角已经出现的“簇群经济”是一种竞争型经济，要进一步发挥长三角产业群聚集效应。长三角人才密集，应成为大学生直接创业、专业技术人员勇于创业的乐园与热土。

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长三角地区仍然有比较多的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而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及其建立在技术优势之上的国际规则，形成了对国际市场的高度垄断，获得了大量超额利润。我们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产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在于充分开发与利用全社会丰富的人力资源，促进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在国内外市场上均不靠“价格战”取胜，从而走出“低成本、低价格、低技术、低附加值、低效益”的生产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长三角地区大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实施建设高速公路网等重大项目，往往以30%以上的基础设施投资年增长率，保持20%以上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拉动12%以上的GDP增长。这一阶段，政府主导的熨平经济周期的努力，可以称之为“第一种投资热”。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加速，政府“经营城市”的热情与开发商的赢利驱动相结合，导致房地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较高的比重。这是长三角地区也是全国性的“第二种投资热”。当前，政府必须引导全社会投资结构的改善，促进企业扩大更新改造投资，兴起“第三种投资热”。

第六，长三角怎样提高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平？

广东、江苏、上海的对外贸易额居中国前三位。目前，长三角地区已经进入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进入“后配额时代”以后，美国、欧盟等就纷纷利用反倾销、贸易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种市场准入限制，抑制中国纺织品的出口。这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无疑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以前的摩擦是关税、配额许可证，现在则表现为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以及劳工和社会标准。许多企业对国际通行规则把握不深、运用不力，是我们对外贸易的弱点。应建立贸易壁垒预警、应对与防护机制，重点促进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反贸易壁垒的工作平台建设；应提高使用国际通行规则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运用贸易救济措施及其他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应通过出口多元化实现对外贸易的地区平衡。

长三角是外资比较集中的区域，提高外资的质量是长三角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科技含量、产业拉动、与本土企业的配套、洁净生产等，是评估外资质量的重要指标，应在这些方面设置较高的门槛。同时，注意部分外资企业的不良经营行为。比如，有些外资企业钻劳动用工使用期的空子，不断辞退3个月使用期满的工人，这种现象应予以处理。实行差别性使用期限制度，对于非熟练用工使用期可缩短为1个月，以保护劳工利益。

第七，长三角房地产市场如何才能健康发展与长期繁荣？

房地产业已经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是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实现“一人一间、一户一套”文明标准与小康生活水平的基础。近几年来，长三角房价上涨过快。有的媒体称：“长三角房地产市场是一片疯长的草。”2005年，北京等城市房价上涨20%左右，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房价涨幅不同程度地回落，但2006年春季又开始上扬。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地方政府追求土地收入最大化，谁管老百姓奔小康？房价收入比偏高，房价上涨过快，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者“买房贵、买房难”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个问题不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就无法落实。

怎么办？地方政府应该管。一是规范房地产的定价机制，加强对房地产企业成本核算的监管。“‘五一’节后涨百分之五，‘六一’节后涨百分之五，‘七一’节后涨百分之五。”这是广州某房地产商在广东媒体上公开打出的售楼广告。试想，两个月竟然要涨三次，这是什么市场经济？是“黑市场行为”。刊登这样广告的媒体，也应该受到惩处。长三角虽然没有出现这样的广告，但同一楼盘一期比一期涨价的现象是普遍的，甚至同一期房源的价格也不断攀升。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成本核算监管与反暴利来解决。二是整顿房地产市场的秩序。房市已成为股市，炒房者众，不仅中国人自己炒，而且许多外国人也加入其中。这种“中国特色”真是不堪承受，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同时，少数官员从中谋取私利，“贪不离地”竟然成为一些人的“潜规则”，必须通过反腐败铲除这些“利益中人”。

第八，长三角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许多新问题，其中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增加资金投入，促进农村生产与生活条件的改善。一条思路是，增加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加大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另一条思路是，探讨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通过农村土地产权的明晰、市场化流转、土地资源与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吸引城乡大量民间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财政投入属于行政推动，重在解决农民吃饭问题、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建设投入形式主要是拉动社会投资的先导资金与种子资金；资源开发属于市场推动，重在产业发展、居住条件与环境改善的各项具体建设项目，可以筹集的资金规模更巨大，开拓的经济生活发展空间更宽广。

明晰农民土地产权，既是保护农民基本权益，又是鼓励农民长期进行土地投资的根本途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放弃公有制企业的承包制，就是为了避免承包者的短期行为。当年，对于农村生产责任制许多人不理解，认为是搞“资本主义”了。现在，对于农村土地制度再次创新也有人顾虑重重，就怕戴“私有化”的帽子。思想要解放一点，步子要迈大一点。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要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我们在探讨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多元化，只有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才能实现。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政府行政权力与政策配置土地资源，限制农民对承包土地经济权益的处置，不仅浪费土地资源，而且限制外部资金的注入，导致土地资源效益低下。按照市场规律配置农村土地资源，才能大大提高土地效益。目前，虽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农民家庭承包地的隐性交易是存在的，而且在先发展地区还比较普遍，公开、透明、规范的农村集体土地市场尚未真正形成。增加土地开发资金投入，是前一个阶段城市发展的重要经验，应把这个经验推广到新农村建设中去。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充分利用与开发土地资源，扩大城市居民在农村的消费，为新农村建设积累资金。有人说：“城市应有农民的梦想空间。”这是对的，现在农民进城的门槛已经大多拆除。同样道理，对于市民下乡也不应该设置门槛。为此，我提议：“农村应有市民的梦想空间。”实施“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能只依靠城市政府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城市企业、科研机构与市民，没有这些农村外部资源的广泛参与和投资，新农村建设不可能有声有色。

第九，长三角如何建设最佳人居环境？

长三角之所以能够成为先发地区，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工业化对于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双重影响。长三角地区一方面享受到了工业化带来的财富与物质文明，另一方面也在品尝环境污染的苦果。每当看到少数乌黑的河道、水体富营养化导致有害生物大量蔓延，以及闻到刺鼻的化工气味，当做何感想？我想的是人生命的价值，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得到尊重与保护。不能仅仅为了GDP的“不断增长”，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理解环境治理的意义，要为每一个公民提供洁净的空气、水等，把长三角营造成为中国最佳人居环境之一。“亲商”的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投资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一种投资环境，更是人们生存与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

第十，长三角如何率先实现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三二一”产业结构形成，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超过总就业人数的一半，是进入后工业社会的重要标志。长三角地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正在率先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谈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具有如下特点：从产品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府的源泉，等等。这些特征在长三角发达地区已经初见端倪。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增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前瞻性研究，避免与消除后工业社会来临过程中的诸多负面问题。

近几年来，长三角地区工业化加速，重化工外资与内资投入不断增加，工业重型化趋势显著。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像长三角地区这样的区域，重化工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应提高重加工业的水平，提高加工组装产业的加工高度，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过渡，并拉长产业链，大力带动服务业的发展，节约资本，充分利用劳动，增加就业。但也不是越重越好，不应追求重化工产能的最大化。工业重型化对地区GDP增长贡献大，但煤电油等能源产品供求关系日趋紧张，环境污染加重。长三角地区正处于重化工加快发展的阶段，突出问题是资源、环境与生态的压力明显加大。应实施工业适度重型化战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是能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应从片面追求GDP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绿色GDP转变，正视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与潜在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