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6 山东省日伪社会教育机关数量表
表6-6数字是根据日伪1942年1月103个县的月报表得出的。从表中县立社会教育机关的数量看,几乎每个县能平均到1个新民教育馆,新民学校每个县就不止1个了。
河南省:根据兴亚院华北联络部1942年6月调查,该省的社会教育机关有省立博物馆、省立图书馆、省立体育场各1处,新民教育馆、新民图书馆各有21家,新民阅报处63个,公共体育场32个,新民学校16所,新民问事处、新民问字处、新民代笔处各191个,新民茶社25个,新民识字班98个,文物保存会12个,共计864处。
山西省:根据伪山西省公署1942年3月的统计数字,该省社会教育机关有省立新民教育馆1处,太原市立新民职业补习学校3所,县立新民教育馆10处,各县新民学校125所,县立图书馆3家,县立通俗书报社2家,县立阅报处78处,县立职业补习学校2所,县立新民茶社4家,县立讲习所6家,各县问事处65处,共计299处。
根据日伪规定,新民教育馆一般下设教导部,以指导新民学校、举办讲演、巡回放映幻灯片等;阅览部以办理报纸、杂志、图书、图表、标本、模型等的陈列或借阅,举办展览会等;健康部以便向民众提供体育场、运动器材,指导疾病治疗、传染病预防及清洁卫生等;生计部以指导园艺畜牧、教导农工技术、组织各种合作社等。
但因经费缺乏,不仅影响了日伪社会教育机构的设置,其活动开展肯定也受影响。伪山西省公署就“惟因各地社教拨费较少,未能积极从事达到预期目的”。
因此可以说,尽管日伪重视利用社会教育手段奴化中国沦陷区的百姓,以便利其在华统治与掠夺。但由于经费“难筹”等原因,其在华北沦陷区开展的社会教育难说达到了“预期目的”。但这并不代表日伪的社会教育机关形同虚设,其在农村地区的社会教育机关几乎成了日军“宣抚”活动的工具。
');" class="a2">收藏社会教育是与学校教育相对而言的,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早已存在。清末简易学塾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的兴办,《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但现代意义上“社会教育”的正式提出,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中国社会由封建而步入民主共和,一般民众亟须进行扫盲教育和新的社会思想观念的教育,因而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于教育部中特设“社会教育司”,同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还在地方设立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此为中国采用“社会教育”名词之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日本占据华北地区后,除对学校教育严格控制外,对社会教育也不放过,极力恢复被战事毁坏的社会教育机关,以控制普通民众的思想,骗取民心。1938年10月间,华北伪临时政府教育部制定社会教育机构调查表,颁行各伪省市教育厅局转饬所属社教机关“分别详细查填”,“限期汇报”,进行“摸底”调查。
日伪在华北进行社会教育的设施还有:通俗图书馆,主要巡回展览图书,指导儿童读书,对文字、事物进行质疑应答;私立图书馆;官公立图书馆,主要进行图书的征集、编辑、出借保管、阅览、指导等;通俗讲演所,大部分设在新民教育馆内,进行通俗及巡回讲演;问字处及识字处;新闻社;月刊社;职业补习学校;公共体育场;博物馆及美术馆;公园及音乐会剧场等。这些设施的名称及形式大部分承袭了事变前的。
1939年5月,伪临时政府召开“第一次教育行政会议”,制定出《整顿社会教育纲领》,规定:社会教育以“新民教育馆”、“新民学校”及“职业补习学校”为“活动之中心”;各县、市应参酌需要,筹设“社会教育人员养成所”,以培养社会教育师资;各省、市对于社会教育经费,应详加核计,规定成数,严予限制,不得移作别用。
为推进华北沦陷区社会教育的开展,1941年9月,伪华北教育总署借举办社会教育人员短期讲习班之际,组织成立了“华北社会教育协进会”,以“联络华北各省市社会教育人员改进教育事业而谋社会教育之发展为宗旨”。其成员由伪华北教育总署和各伪省市教育厅局社会教育行政人员,及新民教育馆馆长、图书馆馆长等组成。取委员制,设有委员12人,其中常务委员7人,并由常务委员中选1人为主席委员。下设总务、计划和调查3组以及办理各组事务的干事若干人。该组织的主要职能是:本互助精神随时联络,以增进工作效率;讨论社会教育推行之方案;检讨各省市推行社会教育之经过;向伪教育总署陈述各省市办理社会教育应行改善之意见,以备采择;受伪教育总署委托,调查并报告各省市社会教育推行之状况及其成效,等等。
华北沦陷区各省市的社会教育设施,其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别。从以下具体情况便可一目了然。
北京特别市:截至1941年8月,有市立新民教育馆4所,市立图书馆1家,私立图书馆3家,社会教育机关共有8处。
青岛特别市:到1941年8月,有市立图书馆1家,市立水族馆1处,市立体育场2处,市立公园1处,社会教育机关共有5处。
河北省:据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截至1942年5月,河北省市县立社会教育机关计有新民教育馆79处,新民学校504所,新民茶社23家,图书馆27家,阅报处385处,问字处660个,识字班7个,讲演所54个,职业补习班12个,公共体育场39个,古物保管所3个,共有1793处。
据日伪1940年4月统计,山东省立社会教育机关有新民教育馆1所,图书馆1家,通俗讲演所3处,问字处8处;市立社会教育机关有新民教育馆2所,图书馆1家,问字处、识字班2个,公园1个;县立社会教育机关有新民教育馆39所,通俗讲演所4处,问字处1处,职业补习学校3所。加上市立区立的新民教育馆、图书馆、讲演所、报刊阅览所、新民体育场、新民学校等,山东省的社会教育机关共有166个。
截至1942年1月,山东省的主要社会教育机关数量,如表6-6所示:
表6-6 山东省日伪社会教育机关数量表
表6-6数字是根据日伪1942年1月103个县的月报表得出的。从表中县立社会教育机关的数量看,几乎每个县能平均到1个新民教育馆,新民学校每个县就不止1个了。
河南省:根据兴亚院华北联络部1942年6月调查,该省的社会教育机关有省立博物馆、省立图书馆、省立体育场各1处,新民教育馆、新民图书馆各有21家,新民阅报处63个,公共体育场32个,新民学校16所,新民问事处、新民问字处、新民代笔处各191个,新民茶社25个,新民识字班98个,文物保存会12个,共计864处。
山西省:根据伪山西省公署1942年3月的统计数字,该省社会教育机关有省立新民教育馆1处,太原市立新民职业补习学校3所,县立新民教育馆10处,各县新民学校125所,县立图书馆3家,县立通俗书报社2家,县立阅报处78处,县立职业补习学校2所,县立新民茶社4家,县立讲习所6家,各县问事处65处,共计299处。
根据日伪规定,新民教育馆一般下设教导部,以指导新民学校、举办讲演、巡回放映幻灯片等;阅览部以办理报纸、杂志、图书、图表、标本、模型等的陈列或借阅,举办展览会等;健康部以便向民众提供体育场、运动器材,指导疾病治疗、传染病预防及清洁卫生等;生计部以指导园艺畜牧、教导农工技术、组织各种合作社等。
但因经费缺乏,不仅影响了日伪社会教育机构的设置,其活动开展肯定也受影响。伪山西省公署就“惟因各地社教拨费较少,未能积极从事达到预期目的”。
因此可以说,尽管日伪重视利用社会教育手段奴化中国沦陷区的百姓,以便利其在华统治与掠夺。但由于经费“难筹”等原因,其在华北沦陷区开展的社会教育难说达到了“预期目的”。但这并不代表日伪的社会教育机关形同虚设,其在农村地区的社会教育机关几乎成了日军“宣抚”活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