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本章基于对2006年在中国28个省市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地位，更多地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而不是身份歧视因素决定；同时还发现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因而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

中国的转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二是从一个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一个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过去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阐述改革开放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推动，而对于社会结构转型本身带来的社会收益还研究得不够。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其要素之一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如中国与苏东国家相比，除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改革的步骤和目标的巨大差异，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巨大差异，就是社会结构的差异。苏东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农业也基本完成了技术对劳动的大规模替代，社会结构产生了变动的瓶颈和整体的刚性。而中国在改革之初，社会结构的弹性依然很大，社会结构变动具有很大的空间，在基层运作中也存在很大的灵活性。所以，当改革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很快充满了活力。农业中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过去在测算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因素时，除了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剩下的一块，我们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且往往简单地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和体制改进。但最近据专家测算，仅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中国1978～1998年GDP增长的贡献就占20%以上，要远高于体制改进因素的贡献（蔡昉、王美艳，2002）。

但西方国家一直有很多学者对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表示担忧，中国也有学者把进城的农民工视为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如早在1994年民工潮初起的时候，中国就有学者预言，“流民潮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桶。……反社会的心理将长久地影响曾一度处于流民潮的每一个人。……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大的动荡，无业的农民一定是动荡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王山，1994：62～63）。

然而，现在人们更多地把农民工视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而不是社会稳定的破坏者。据专家估计，农民工每年给城市经济创造1万亿～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增量，并为农村增加5000亿～60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2006：62）。另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测算，目前北京市农民工的劳动力贡献，在建筑业占83%，在批发零售业占49%，在制造业占29%（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2006：365）。

中国把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称为“农民工”。“农民工”这个概念主要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2006年1月18日，中国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这是“农民工”的概念第一次写入中央政府具有行政法规作用的文件。农民工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家乡附近乡镇企业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打工的农民工，也称“流动民工”。

近十几年来，“农民工”在中国一直是学术界、政策制定部门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在1984年以前的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其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曾经被称为“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1984年，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拉开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序幕。1985～1990年，从农村迁出的总人数还只有约335万，而同期乡镇企业新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为2286万人，乡镇企业仍是农民在职业上“农转非”的主渠道。但1990～1995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根据多项大规模的全国抽样调查结果，外出打工的流动民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平均在15%左右，据此推算1995年达到6600多万，同期乡镇企业新吸纳农村劳动力2754万人。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开始下降，而进城流动民工的人数仍在快速增加。根据200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6.8万农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调查，当年外出就业农民工约1.2亿人，占农村劳动力24%左右。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2004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他们平均年龄28岁左右，绝大多数初中教育水平，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工作（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3～4）。

本章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没有引发社会的动荡？处于城市低收入地位的农民工，为什么没有产生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在城市聚集居住并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农民工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规模的集群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