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共有三部戏剧在北京人艺演出，即20世纪40年代旧作《虎符》以及新作《蔡文姬》和《武则天》。这三部戏剧对北京人艺演剧民族化贡献卓著，其中，1956年《虎符》的排演是人艺民族化实践的开始，是人艺演剧学派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也是焦菊隐和人艺艺术家们戏剧观的一次嬗变，具有方向性意义。1959年《蔡文姬》的上演则标志着人艺演剧民族化实践的成熟。它已经没有了初创期的幼稚和肤浅，而深得中国戏曲表演的精髓，达到了戏曲专业化演出的水准。但是其民族特色鲜明却又存在“话剧戏曲化”的倾向，1962年《武则天》的演出才是合理的纠偏，它以话剧为本体吸收传统戏曲表演的精神和原则，是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的丰富和创新。郭老的三个戏恰好形成“三级跳”，形象地反映了北京人艺在民族化探索上的艺术进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