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中，我们主要从跨文体写作的角度具体分析了老舍戏剧的独特性。由于小说创作对老舍戏剧创作的影响，使其剧作无论在创作层面还是在美学层面都呈现出迥乎其他作家的独特个性。而正像《海鸥》演出的剧坛掌故所启示我们的（《焦菊隐文集》中曾反复提到《海鸥》初演的失败和后来成功的经验教训所带给他的刻骨铭心的感受），这种独特风格的剧本必然要求北京人艺用独特的导、表演方法加以舞台处理，从而内在地接受来自文学对剧场的影响。苏联著名导演梅耶荷德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新的戏剧是从文学中萌生出来的。在戏剧形式的革新过程中，文学总是发挥着先锋作用。契诃夫在排演《海鸥》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成立之前，就写出了《海鸥》。列尔贝尔格和梅特林克也早在排演他们剧本的剧院之前出现……文学提示了戏剧。”854754同样，北京人艺也是在老舍等作家作品的“提示”下形成自己的导、表演特色和演剧风格的。而老舍这种“新型戏剧”对北京人艺影响更加独特和深远。高鉴在《北京人艺风格的文化成因》一文中就指出：“北京人艺的作家群也是以北京人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老舍。他的剧作样式直接催生了人艺风格，他的语言（方言）、结构（庭院式）模式一直影响至今，并为人艺所特有。”854755

在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戏剧创作中，有六部剧本是由北京人艺演出的，它们分别是：1951年的《龙须沟》、1953年的《春华秋实》、1956年的《青年突击队》、1958年的《茶馆》与《红大院》、1959年的《女店员》。其中《龙须沟》、《茶馆》与《女店员》（加上梅阡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骆驼祥子》）已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不断被演出。老舍这些剧本作为先在性和可约束性对北京人艺的导演、表演及其演剧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