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变化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之一，就是中国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转变。这一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增长变化轨道，也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转变不仅表现在从“高、高、低”向“低、低、低”的人口动态转换上，而且体现在与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上，是一场独具中国特色、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社会变革。这场变革是中国在社会经济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实现并延续的。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所列的186个国家或地区，按照从低到高的序列，2009年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1.77）排在第41位，低于英国、瑞典、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中国在人均国民总收入从高到低的排列中，2007年数据的位次是第81位；在人口安全饮用水获得率从高到低的排序中，仅位列第88位。说明迄今为止，中国的人口指标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人口大国，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创造了人口转变的“奇迹”，受到举世瞩目。

中国的人口转变已走过几十年。无论从其发展变化过程和特点看，还是从其内在动因和转变机制看，都具有特殊性、代表性和典型性。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交互作用下，中国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独特人口转变道路。但同时，由于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生育政策的规定和实施力度存在差异，中国的人口转变显现强烈的区域色彩，不同地区的人口转变并不同步，转变模式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为中国丰富和完善国际人口转变理论、为世界各国的人口实践提供范例，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与契机。

中国超常和迅速的人口转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人口学的核心议题之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低于更替水平以后，在世纪之交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人口转变”的集中关注和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已经完成并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有学者明确提出：“20世纪末我国人口转变过程已经结束”，“在步入21世纪的同时，我国也将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李建民，2000）。为了判断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有学者重点从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和人们生育意愿转变的角度进行了论证（于学军，2000）。但同时，也有学者对这一判断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人口转变并未真正完成（李建新，2000）。

对人口转变的描述和解释，是国际人口学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历经近百年形成的人口转变论，是西方人口学最著名的经典理论。从人口转变论的演变看，其理论取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从狭义人口学，即从人口统计分析的角度展开对人口出生、死亡及其互动关系历史变迁的描述；另一个是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背景，从理解人口动态转变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出发进行的阐释。两种取向既有认识角度和判断标准上的差异，也是对“人口转变”理论发展本身的一种反映。正基于此，我们看到，国内不同学者对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观点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口转变”研究取向及其不同立场所致。当然，无论这场学术争论的结果如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不仅启示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推动我们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展开更广泛、深入的思考。这种认知和反思，不仅应该包括“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否完成了？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到底是什么？中国人口转变为世界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经历和经验？”等，也应该包括对“如何理解现代人口转变的内涵、怎样看待人口转变内在动力机制在现代的变化与表达”等问题的进一步解读。

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实质上人口转变理论是一种具有多视角、多层面和多维度的理论。除上述狭义和广义两种视角、实证和理论两个层次外，我们对人口转变的理解还可以从人口本身作为多维社会现象，即其数量、结构、质量与分布等角度出发进行理性思考。

近20年来，国内一些学者陆续对中国的人口转变进行了上述不同视角和层面的研究，但迄今理论研究成果依旧相对匮乏，研究深度与创新难以满足理论指导实践的需要和人口形势要求的现象也较为明显。其中不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方面远远不够，即便在对中国人口转变经验事实的认识上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缺少在一个更合理、科学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下进行的深层次研究。正源于此，笔者期望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及对中国人口转变实践的进一步梳理和思考，尝试从新的视角和层面理解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否已经完成，为丰富“中国特色人口转变道路”的理论研究提供一点启示和补缀，意在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