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逐步走向失衡，本世纪初的情势尤甚；其失衡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潜在负面后果之严重均达到极其严峻的地步。学界往往将该比例失衡的原因区分为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基于经济制度、文化惯习、家族政治体制的性别偏好；直接原因主要包括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出生登记系统的不完善，等等。根本原因是直接原因之本，是驱使人们流产女胎、溺弃女婴、漏报女婴的动因；直接原因是实现根本原因的手段，是将性别观念具体化、表象化的工具。然而，根本原因由来已久，为什么主要在近年才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呢？近年来一定存在某种（些）因素，搭起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之间的桥梁，使这两类因素的作用凸显。作者认为，这座桥梁就是生育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本文称之为“激化原因”。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的刚性制约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使其具有下降的速度过快、（在短时间内生育水平）过低的特点；同时，一孩半政策还涉及生育性别和间隔维度，给人们留下进行性别选择的空间。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生育数量的需求大大降低，但对生育质量（在具有男孩偏好的国家和地区，性别即是孩子质量的一个指标）的渴求依旧强烈，故生育政策难脱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干系。

然而，尽管学界对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及社会经济发展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关系已基本达成共识，但由于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属于比较敏感的话题，学界对此要么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要么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文献检索和梳理的结果显示，与浩如烟海的出生性别比研究相比，直接探讨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研究寥寥无几。为数不多的研究对二者的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依旧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尚不明的境地。该现象既阻碍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也不利于政策的完善与发展。

这些分歧源于多种因素，包括：①政策数据多不可得，人们难以从实证角度检验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②政策作用于出生性别比的理论连接不明；③二者的关系受制于其他因素，其独立关系难以剥离。的确，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不同现象之间的关联更为复杂，对该问题认识的差异十分正常。然而，它们的关系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短期内，它直接涉及出生性别比的治理成效；从长远来看，它对个体、家庭、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在个体层面，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将影响个体生命轨迹的正常演进，导致两性在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遭遇不同的特殊问题，产出数千万由于“婚姻挤压”而找不到配偶的非意愿性独身男性；在家庭层面，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将削弱传统的家庭功能，威胁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在社会层面，出生性别比失衡最终可能影响人口安全、社会安全，使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些负面影响的长期存在和相互交织，将使我国社会的稳定及发展在未来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厘清政策与出生性别比之间是否相关、怎样相关、为何相关等问题，对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学术意义。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具体目的有三：其一，评述现存有关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研究的异同，讨论差异产生的原因；其二，构建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相应的理论假设；其三，利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检验该理论框架及相关假设。分析结果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系的认识和了解，为制定缓解出生性别比的可行且有效的政策措施、为相关政策的调整及完善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实证参考依据。

本文基于但发展于现存其他研究。理论上，通过构建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分析框架，阐明二者关联的潜在机制和路径；方法上，通过利用政策生育率数据，从宏观层面探讨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相关关系；视角上，通过区分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区别对待不同政策类型对出生性别比潜在的不同影响。这三方面的结合使本文有别于现存其他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