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前的中国，受制度制约，交通不畅，机会欠缺以及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和“父母在，不远游”祖训的影响，除偶发的集体迁徙外，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的人口流动并不普遍。然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进程，打破了制度的限制，缩短了地域之间的距离，开启了新的生命机会，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判断，促成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浪潮。虽然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双重壁垒依旧存在，但二元经济体制同时也构成人口流动的驱动力之一：落后地区人群对改善生活环境的渴望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形成强大的推力，促使他们冲破制度的制约，突破重重困难的阻碍，涌入经济更发达地区。近30年来，中国的流动人口呈急速增长态势：1982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流动人口总数分别约为657万、2135万、7073万、10229万、14735万人。虽然这些数据因对流动人口的定义而有差异，但流动人口大量存在确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本文也称为“目的地”）在经济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流动人口往往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难以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从而形成与流入地户籍人口相对应的两类人群：常驻的“外来人”和候鸟式的“迁徙人”。外来人和迁徙人的身份既是流动人口未能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的反映，反过来也阻碍了他们的融入。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意愿、过程、结果折射出他们在流入地的生存环境，昭示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人群能否享受公平、公正的待遇，体现了我国“以人为本”的管理服务理念是否落实到位。因此，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不是私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反映了一种利益关系、社会资源分配的规则和秩序，涉及到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流入地的经济结构及居民的态度和行为、流动者的社会经济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李树茁等，2008），引起了多方面的重视。然而，现存相关研究多关注经济层面，对文化、行为、心理认同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对语言适应等某些领域的实证研究基本缺失。而且，抽象的理论分析或单纯的数字罗列较多，运用合适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较少。因此，现存研究多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些局限既使许多重要问题未能厘清，又阻碍了政府、学界、民众对流动人口融入不足潜在后果的深入了解和把握，使政府决策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缺乏必要的科学理论和实证依据，未能及时采取必要和可行的措施加快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步伐，不利于甚至可能阻碍流动人口福利的改善。

本文从“融入”870803概念着手，从理论视角探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融入路径，厘清基本概念，构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模式的总体理论框架，探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模式。本文认为，其一，在探讨该问题时，对流动人口群体不能一概而论：流动人口具有多元化特点（李培林，1996；牛喜霞等，2007；王汉生等，1997），包括城镇—城镇流动人口和农村—城镇流动人口、户籍和非户籍流动人口、成人和少儿流动人口等多个次人群；他们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不同，故在流入地的境遇各有差异，并影响到他们在流入地的融入过程、速度和结果。其二，社会融入不是一成不变的单维度概念，而是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隔离和区隔融合是新流动人口（和部分老流动人口）难以避免的遭遇；经济整合（Integration）、文化接纳（Acceptance）、行为适应（Adaptation）、身份认同（Identity）是社会融入的基本内涵。这些层面有一定的层级关系和先后序次，更重要的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其三，流动人口的融入轨迹和模式因次人群而异，概而言之，经济整合可能发生在先，次为文化接纳，再次为行为适应，最后是身份认同。

鉴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的主要分析对象为农村—城镇（简称乡—城）流动人口。尽管如此，该理论框架略加修改即可适用其他群体的社会融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