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追求发展的全过程中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无论是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亲自撰写人口论文，还是毛泽东对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关于中国人口问题议论的激烈反驳，以及20世纪50年代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辩论，都说明了人口问题和人口科学在中国极其重要。但是，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道路却艰难而曲折。

20世纪50年代，以批判马寅初为标志，中国人口科学研究遭到灭顶之灾，几乎所有研究人口学的著名专家都被打成“右派”。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人口问题的日益严重和全国计划生育的开展，人口学研究才逐步恢复。1974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所，1977年和1978年，分别召开了全国范围的人口理论讨论会和全国第一届人口科学研讨会。整个80年代，是人口学恢复以来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全国高校系统、社科院和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政府系统等相继成立了70多个专门的人口研究机构，来自经济学、统计学、医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系统工程、农业科学等领域的专家纷纷加入人口学研究的队伍，人口研究论文的数量迅速膨胀。人才培养工作也全面开展起来，人口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训项目和学科点遍及几十所高校。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下，国际交流非常活跃，大批教师和学生被派往国外访问、进修和学习，国外专家频繁来华讲学、访问，国际会议令人应接不暇。在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界，人口学成了发展最快、最繁荣、最国际化的学科之一。

然而，这样的情景并没有持续下去。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市场导向的改革波及科研和教学机构，自负盈亏、自谋出路、自找市场的原则让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面临一场新的挑战。经历了80年代人口学的迅速扩张和辉煌之后，90年代中期人口学科的发展遇到巨大的困难。为企业服务、为经济服务和市场需求量大的学科，如金融、贸易、法律、工商管理等，在充足资金的推动下，蓬勃发展起来。但是，为社会服务、为政府服务和与“钱”关系比较远的很多学科，如历史、文学、哲学等，包括人口学，其生存和发展都成了问题。人口学界研究课题和经费大幅下滑，不少人口研究机构“无米下锅”，被迫撤销。很多专业研究人员因“下海”和转行而流失。

根据张纯元教授的不完全统计，1990年出版人口学方面的著作71部，1995年为52部，2000年则减少到41部。1990年发表的人口学论文653篇，1995年为425篇，2000年仅为359篇。全国性的学术会议1990年举行22次，1995年10次，2000年降为5次。2000年前后，在很多人口学的会议上和内部讨论中，很多人都曾直言不讳地谈论过中国人口学的低迷和萎缩。“低谷”、“衰落”、“萎缩”成了描述人口学界状况的常用词汇。

最近几年，特别是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大发展的机遇。在全国人口学界的努力下，人口科学也逐步走出低谷，迈向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时期。如果把现在的状况与20世纪90年代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当年的悲观氛围已经基本被驱散，人口学界现在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鼓舞和乐观的预期。这种繁荣可以从很多方面观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