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是从传统体制的边缘农村改革开始的，但真正触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却是国有企业改革。然而，关注中国改革的产权经济学家的视野却主要集中在了体制外的农村乡镇，有关国企的言说多指向经营管理的产权激励和对国企福利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批评。在学理上怎样在两种产权理论之间找到共同点，特别是在不断演化的改革实践中回应前所未有的中国式产权变革的问题，还缺少社会科学的声音。例如，如何界定变革后中国国企的产权？国企下岗职工对国家提出社会保障诉求的身份产权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从走出“民进国退”或“国进民退”怪圈，到党的“十八大”以后“国企”、“民企”共同发展的新思路，在效率原则背后，还应参照什么其他学理要素？这些可能还是有待深入观察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