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我原本的发言题目是“从宗教类型学到过程研究”，文章已经写好了，但鉴于时间缘故，就不准备多讲。主要就泰山共识的文本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共识之一，涉及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如何理解宗教事关重大。社会学有一个托马斯原理，大意是理解决定事实，也就是事实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关键是基于对事实的理解。与此相关的有一个自证预言效应，比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有的银行没有任何问题，但谣传他们濒临破产，谣言一出，大家都去挤兑，结果就真的破产了。《镜花缘》里伯虑愁眠的故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据说伯虑国的人特别怕睡觉，认为睡觉就等同于死亡，出于这种无端的恐惧，他们就硬撑着不睡觉，其后果可想而知，就是免疫力下降。到最后实在撑不住了就一睡不醒。无论是托马斯原理，自证预言效应还是伯虑愁眠的传说，讲的都是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往往决定了其命运。对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理解也是如此。

与这个问题相对应的就是共识之三，即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这也是社会学关注的内容，我们会去探讨宗教对慈善、公共参与、信任、劳资关系、认同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比较复杂，很难做出本质论式的断言。举例来说，宗教有些时候是有利于维护工人权益的，在韩国的基督教就与工会组织密切结合；但在《工厂工人与传道者》一书中，我们发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基督教会站在资本家一起，不利于工人抗争。这些矛盾的事例表明我们不可能对宗教的作用进行单纯的理解。所以在共识之三可能成为一个基础或者说一个起点时，我们要通过更多的后续研究来探讨这个问题。

共识之二涉及的是传统文化宗教维度，特别强调宗教性的东西差异。的确，西方的启示性宗教与中国的儒道佛各有特色。但是，在这里面我首先要提出的就是儒道佛民间信仰讲的可能是汉人宗教，不是中华宗教，如果说真的是中华宗教，或者是中华民族，我觉得伊斯兰教，也就是回教可能无法回避，怎么样把它整合进来？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另外一点，我们讲宗教差异、宗教多元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所谓的宗教宽容。吴飞是这方面的专家，待会儿他也会讲这个题目。我想先提一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宗教不宽容或者说宗教不自由，也是跟郭长刚老师讲的相类似，来自两方面的钳制，一方面可能是来自社会的钳制，另一方面可能是来自国家的钳制。比如说以色列，它的社会的钳制比较高，包括伊斯兰教国家，你要去那边传教，整个社会文化比较抵制，所以基督教也好，摩门教也好要去那个地方传教，就会考虑再三。

有人把中国列成宗教很不自由的地方，他们主要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他们也承认中国社会对宗教的宽容度实际上比较高，社会的宽容度可能不比美国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宗教非常地自由，这就出现两个不同类型的宗教自由，美国式的宗教宽容和中国式的宗教宽容，可能产生的历史进程不太一样，方式也不一样。美国是自下而上的，中国是自上而下的。具体地说，美国的宗教宽容或宗教自由首先是基于宗教倾轧。殖民地时期几乎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教，他们之间相互倾轧，到后来美国立国以后，每一个宗教都不能成为独大的，最后怎么办？只能是咱们都别打了，我们来一个宗教自由，所以这个“自由”是从民间起来的，是自下而上起来的，最后达成共识。

中国社会层面的宗教宽容，很大意义上来自政府的有意为之。我们看传统社会的宗教宽容，首先是基于什么呢？儒家本身的排他性不是那么强。这不是说儒家没有排他性，而是相对于西方启示性的宗教，儒家的统摄性色彩较浓，排他性色彩较淡。但我不认同中国社会层面的宗教宽容完全归之于文化；事实上这种宗教宽容与官方的作为密切相关。尤其是明清以来，政府有意引导三教之间合流，不希望宗教特别地建制化，也就是说边界不需要特别明显。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儒道佛之外，中国还有教派传统，为什么教派一直受压制，因为教派带有明显的边界，有自己的神祇和末劫观，也有严密的组织体。这也是官府所惧怕的，从太平道到白莲教，这是政府一直要打压的，关键就在于其组织可以成为造反的工具。在打压教派的同时，官府鼓励三教合一，知识分子也积极推动，同时草根阶层出于灵验等偏好也无意区分儒道佛。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层面的宗教宽容程度比较高。但这种宽容或多或少与自上而下的引导有关，与美国式宗教宽容有所不同。这些都是我阅读共识文本的一些体会。

郑筱筠问：

刚才那个我给北京大学卢云峰教授提一个问题，因为卢教授突然临时改变了自己的发言题目，我觉得他的原定的发言题目对于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如何认识现代转型社会中的宗教文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请卢教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再谈几句。

卢云峰答：

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需要一个研究视野或者是研究角度的转变。因为从杨庆堃之后，学者特别喜欢构造类型学，最后导致类型学过于泛滥。没错，类型学是研究的基本工具，没有这个东西不能进行研究，但类型学本身来讲只是一个描述性的东西，不解释任何东西。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教派-教会理论发展史，在提出教派-教会类型学之后，曾经有段时期学者构造出很多关于教派的类型学，什么革命型教派、反省型教派。但只有尼布尔把教派与教会联系起来，认为存在一个教派向教会转换的趋势，之后就是考察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转变。于是教派-教会类型学就转变成了教派-教会理论。所谓的理论，在社会学看来，至少有一定的预测的功能，即什么情况下A会转向B。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看以前学者提出的诸多宗教类型学。它们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即从类型学或概念出发，考察其中的变迁过程，从流动中揭示一些社会的隐秘。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考察三类流动。一个是神灵的流动，我们知道华人有神、鬼、祖先的崇拜，这个里面就涉及鬼怎么变成神的，以及人死了以后怎么变成神的。这就涉及诸神的诞生和诸神的竞争，这是宗教学的大题目，我们可以从神灵的流动中得到一些启发。有人说由鬼变神有三个要素，一个是生前有义行，死后有灵迹，然后官封有赐封。具体来说，关公崇拜就是研究这个题目的好个案。

第二个是宗教信徒的流动，这个涉及对所谓的改教概念的重新诠释，中国没有特别强调宗教归属，你说改教，在中国语境下面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如果用“流动”去把握就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信徒宗教偏好的转变等等。鉴于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展开了。

最后一个就是宗教组织的流动。传统的经典的理论就是所谓的教派教会理论，怎么样从高张力向低张力变化，除此之外，还可以考察，比如说从宗教团体向世俗组织转变，也有可能是从世俗组织向宗教组织转变，所以这种宗教组织之间的变迁，这种流动，一旦我们把它联系起来，这个可能就有更多的现象需要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