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王老师，也谢谢会议主办方，我的这个题目是对宗教宽容与神道设教相比较的一点思考。我感觉我们今天讨论的宗教问题，大家关心的其实是两方面的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个方面，所以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是争论，可能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的。其中，第一个问题讨论的是信仰缺失以及价值重建。宗教作为信仰的或者是价值的文化体系，给我们提出的这样一种信仰，一种社会价值，一种文化价值，如何确立这个信仰的价值，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的问题，面对当代国际和国内这种众神之争，现在多元化文明的处境中如何安置中国文化，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文明的格局当中，多元化的文化结构当中，儒家或者是儒教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而我认为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当然非常非常密切，但是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所以如果再回答当前宗教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区分开这两个问题，否则会产生一些混乱。而要处理好宗教问题，二者必须兼顾。

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到现在社会处理宗教问题，我们都认为是比较成功的模式，就是从英国17世纪以来的宗教宽容的模式，在当时是考虑到了这两方面的因素。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知道现代世界宗教宽容的理论是从1689年洛克的《论宗教宽容书》，商务版译为《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从这个开始的，但是对洛克的宗教宽容作一个比较细致的研究，如果研究他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的背景，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首先一个，就是宗教宽容的理论是从欧洲的新教中产生的，但是新教在刚刚产生的时候，宗教改革刚刚实行的时候，主流的思想并不是宗教宽容，而是政教合一，新教一开始并不主张多元并存的模式，所以导致了欧洲的长时间的宗教战争，英国也是在从亨利八世改革之后，一直到1689年光荣革命，将近200年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宗教之间的冲突，到了斯图亚特王朝后期，1689年光荣革命的时候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理论性的标志是洛克发表于1689年的《论宗教宽容书》，就发表在光荣革命之后不久。但是洛克自己的思想其实是要比这个复杂得多，1948年洛克的后人把洛克没有发表的文献公布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洛克早年的想法与此相反。在1661～1663年，洛克写的两篇文稿都是反对宗教宽容的，那个时候他的背景是，查理二世结束流亡生活，回到英国复辟王制之后发表了宗教宽容的诏书，洛克是反对这个主张的，实际上的背景是因为查理二世在法国流亡，回来之后之所以讲宗教宽容，是针对天主教的，想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的地位，洛克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更多地从新教的角度想问题。

为什么洛克发生了这样的转化？那是在1667年的时候，洛克写了一篇论宽容的小文章，这篇文章已经和1689年的文章的主张基本上一致了。一年之前，1666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于洛克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他加入了沙夫茨伯里伯爵领导的自由派的阵营，即辉格党的前身，逐渐开始改变了态度，一直到光荣革命的时候。1667年的文章，比1689年的信写得更清楚，究竟是宽容不宽容，本身并没有根本的价值，重要的是把新教英国的统治稳定下来，如何能把英国国教为主的国家，成功地把天主教的势力彻底赶出英国的政治舞台，其态度非常明确，1667年的文章与1689的信，明确地表述宗教宽容论，是从英国国教出发，针对各种各样异端的新教而言，而不是针对天主教或不信神的人而言的。所以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团结各个新教教派，能够使得天主教退出英国的历史舞台，所以1689年发表《论宗教宽容书》之后，在政治上伴随着宗教宽容论的实行，英国颁布的王位继承法，规定以后能继承英国王位的必须是新教徒，所以当斯图亚特最后一个国王，即安娜女王驾崩之后，按照王位继承的顺序，在斯图亚特家族和近亲里面已经找不到可以适合继承王位的新教徒，所以最后是按照继承的顺序排到第52位，才找到一个新教徒，就是汉诺威的乔治，开始了汉诺威王朝的统治。从他开始，英国彻底解决了宗教纷争问题。

洛克的宗教宽容论，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针对所有宗教的宽容，而是新教的英国针对不同的新教教派，为了驱逐天主教的势力提出的这样的主张，并且直到现在英国的宗教政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方面，我们看到在文章里面，洛克的主要的主张，是以政教分离的方式，国家不干涉人们的信仰，人们的灵魂的拯救完全是归于内心的信仰，而教会也不能干涉政治。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所以我认为他的宽容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的，并不是认为所有的宗教完全平等的态度。我认为他也是人类处理宗教问题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然而我们今天再谈中国的宗教宽容、宗教自由的时候，不能盲目接受英美的这条思路。我们没有新教背景，实际上是要警惕照搬这条道路，否则，在陷入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同时，还不能解决宗教纷争的问题，反而丝毫无助于道德的提升。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洛克在谈到政教分离的时候，更多是负面性的，在关于人的灵魂的得救，进一步说是关于人的道德提升方面，国家是没有权力来干涉的，这个应该交给每个人内心的宗教，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不重要，国家真的可以和道德伦理毫无关系，而是在那个背景下，国家不需要过多干预。但我们不能盲目采取这一模式。

与此相对应的，我想提出来中国传统中的神道设教观念，可能在中国的语境当中，更适宜处理中国多元宗教的问题，不导致相对主义和价值缺失。这是不是一个可能性的尝试？神道设教出自《周易》里面的观卦：“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就其文本而言，这不是直接针对宗教说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后来的这样一种宗教状况，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但是长期以来，“神道设教”中逐渐演化出中国人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思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强调“敬”字。如果说中国文化中有宗教性的话，我想就在于这个“敬”字。要从人情现实出发，更多强调积极的教化，以提升社会道德，而不是宗教宽容那样消极地退出，这样或许能够消解现在多元化与相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我尝试提出这样的一个思路，供大家批判，我就说这些，谢谢。

附：对李向平教授发言的回应

我主要是针对刚才李向平老师的问题做一点回应。我记得看过您的一篇文章，说过您刚才讲的意思。您在文章里面讲过，您所说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宗教战争。我同意不能把中国的宗教传统理想化，但是我要谈的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中西方孰优孰劣的问题。西方出现宗教关系问题的时候，他们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摸索出一个方式，处理这些宗教之间的关系；而在中国古代，最开始这个关系也并没有处理好，无论是道教刚刚兴起，还是佛教刚刚传入之后，都没有处理好。道教一开始就是以造反的形式出现的，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磨合之后，才进入这种神道设教的格局，佛教也和中国文化有激烈的冲突，像您说的三武一宗，但中国的智慧还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宋代以后佛教道教都很好地纳入了神道设教的结构当中，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刚才范丽珠教授讲民间信仰，我们要澄清一个问题，杨庆堃的书里面，民间信仰不等于非制度宗教，民间信仰有两种，一种是弥散型的，像关公崇拜、土地崇拜等，是非制度化的，但是有另外一种民间的，经常造反起义的这种，我们今天也把它归为民间宗教，但也是制度性的，我一直认为传统中国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而这种宗教和社会的冲突和主流文化的冲突，其实到了最极端的，恰恰是一种外来宗教，最极端的形式是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出现的。所以这个我倒不认为只是本土的好还是外来的好的问题，而是宗教的和整体的社会格局，政治格局以及文化格局，能不能够起到一种提升人们的信仰价值的问题，恐怕还是一个神道设教的问题。包括刚才（刘）国鹏说的现象，台湾有一些儒家的思想是由佛道教来做的，我倒觉得不是儒家复兴的一个阻碍，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个实际上是把各种宗教力量纳入到提升主流伦理的工作里面来，如果基督教什么时候在中国起到同样的作用，哪怕它的人数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它可以成为中国整体的文化格局中的比较健康的力量，我想这个问题或许就可以得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