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国际事务和社会生活中，宗教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从冷战结束以后，民族与宗教间的冲突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论文《文明的冲突？》一经发表，便引发了轩然大波：我国学者对之多采取批评的态度，认为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文明间应当采取的是对话，而不是冲突。但是，不管亨廷顿的看法在价值判断上有怎么样的问题，不幸的是，在中东地区的局势的发展，似乎部分地证明了他的预感：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确实发生了某种冲突。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冲突的起因并不是宗教或其他的文化原因所造成，却在外观上打上了宗教的旗号。“9·11”以后，美国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是，与此同时，打着“圣战”旗帜的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却乘势而起，整个世界闹腾腾一片混乱。事实证明，当代世界中确有文明冲突，但冲突的路却走不通。相当长一个时间以来，有识之士都在提倡文明间、宗教间的对话。从人类共存的理想与现实看，多元宗教的共存是一个历史形成的事实，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全人类共信同一宗教的时期，在现今和往后，也不可能出现，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出现。因此，提倡冲突的结果，是人类自身存在状态的恶化，而如果实现宗教间的和平对话，才有世界和平与合作，才有人类共享和谐的前景。

有不少影响对话的因素来自宗教以外，即使从宗教本身看，也有涉及各自的教义思想的许多问题。相对而言，一神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涉及的教义因素会更多。因为，从根本说来，一神教都认为自己信仰的神是唯一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神，或者说没有其他的正神。这样，与其信仰一起，不能不产生对其他信仰系统的排他性。然而，现存的几种一神教，在信仰体系中又都有着提倡宽容的内容，这又是宗教间对话的重要前提。在一神教之间要和谐相处，就有开展对话的必要，而在对话中，处理好信仰层面上的排他性与宽容性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