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以后，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流行。除了西半球的巴西以外，葡萄牙语流行于东半球的葡萄牙各占领地，以及葡萄牙贸易船只经过的地方，这是一个明显的历史现象。由于葡萄牙在天主教东传初期握有保教权，又使得葡萄牙语一度成为来到东方的传教士的一种通语。于是在16～18世纪，葡萄牙语在东方盛极一时。一切流行都会产生变异，即使在今天正规英语几乎通行于世界各地，这一英语也从纯粹的English变成了分异的English，哪怕各国英语教育再正规，也会在操该国语言的环境中发生流变；甚至不同的英语国家也会有不同的英语面貌，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常识。而对三四百年前的葡萄牙语而言，情况就更复杂。当葡萄牙人到达航路上的许多地方时，他们不可能进行正式的葡萄牙语传播，只能在与当地人的语言接触中，产生一种混合葡萄牙语，这种混合语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面貌，但有一点比较明确，那就是这种混合语往往不单是某地语言与葡萄牙语的简单混合，而是多种语言的混合，而且越到东方，这种混合就越复杂。到了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并以此为基地与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由此在澳门及广东沿海自然就产生了一种中葡混合语，以为通商贸易之用。这种混合语的词汇内涵复杂，主要以葡萄牙语语词为主，还兼有马来语与印度次大陆诸语的语词，语法则与汉语相近，无西方语言的曲折变化形态。这种混合语在汉语里至今仍没有正式的学术名称，就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文章来看，有土生葡语、澳门葡语、patoa语、洋泾浜葡语、广东葡语、中葡混合语等叫法。而究其原生态的称呼却是“澳门番语”，因为现存的一份宝贵文献《澳门番语杂字全本》证明了这是澳门当地及澳门附近地区对之有过的真实称呼。不过学术上的定名显然不宜用“番语”一词，同时为了与葡萄牙语的其他混合语相区分，恐怕称“澳门葡语”最为合适。这样称呼可以表明这种混合葡语产生于澳门，与产生于卧亚等地的其他混合葡萄牙语不同。

混合语的出现最难确定具体的年份，但应该说实际需要的迫切，尤其是贸易的需要，就使得操不同语言的人从最初的用手比画开始，接着就要互相期期艾艾地学习对方的语言。而后从个别的单词到成百的词组，再附以简单的语法，只要交流频繁，一种混合语在十数年或至多数十年内大约也就粗具雏形了。因而在两百年后的18世纪中期，中葡混合语肯定已经正式成为流行的一种语言了，于是澳门同知印光任与张汝霖在编写《澳门纪略》时，就能根据流行于澳门的这种混合语，记录下来一份称为《澳译》的词汇表，让我们今天得以从这些汉字记音的词语里推测当时流行的中葡混合语的大致面貌。有人以为《澳译》是印、张二人对当时流行于澳门及其附近地区的中葡混合语的实际调查的记录（并进而推测其中的发音与二人之间乡音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一判断在下面还要进行较深入的分析。《澳译》之名我推测是“澳门译语”的简化。中国从明朝以来就有将汉语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域外语言加以排比对照的词汇表，统称为“华夷译语”。清代继续了这一工作，乾隆十三年时10920134将七种印欧语言与汉语对照的词汇集也纳入了“华夷译语”的体系中，其中就有葡萄牙语。而乾隆十六年行世的《澳门纪略》里将汉语与葡萄牙语予以对照的词汇集应该也类似于这个体系，所以可称为“澳门译语”，简称为“澳译”。而从葡萄牙语的拼写角度来复原这份词汇表的本来面貌，至今已有至少五种成果，10920135最近的一种是金国平的葡译《澳门纪略》本。

除了这份人人皆知的《澳译》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坊间所刊刻的洋泾浜葡语的教材。需要必然催生市场，想要吃贸易饭的人必然要学习洋泾浜葡语，也就有人会将这一混合语的最必需的基本词汇刻印成书以牟利。但是，由于后来英国人取代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贸易地位，广东英语在18世纪以后逐渐大行其道，因此现在存世的广东英语的教材还有多种，而洋泾浜葡萄牙语的坊间刻本过去却很少有人提及。

最早明确提到见过洋泾浜葡萄牙语教本的似乎是卫三畏（Samuel Williams Wells，1812～1884，1833年来华），他在1837年10月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没有标题，而以两本奇特的词汇集的名称作为提要。其中一本是Gaoumun fan yu tsa tsze tesuen taou，or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推测其中文名或为《澳门番语杂字全套》，有34页，包括1200个词语；另一本则是《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只有不到400个语词。两本书都印于广州附近的佛山，都没有作者名。10920136

《红毛买卖通用鬼话》一类的书今天能找到的至少已有六种之多，10920137是简单的洋泾浜英语的民间读本，虽名称各异，但内容或全同，或差别不大，过去我已经对其中的内容做过分析，10920138这里不再细说。难得的是《澳门番语杂字全套》，多年来，心心念念想要了解洋泾浜葡萄牙语的大致面貌，但却遍寻此书而不得其踪。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知德国国家图书馆有一本类似的书，今年则得该馆馆员Matthias Kaun先生与法兰克福大学阿梅龙教授之助，得到了一册《澳门番语杂字全本》（以下简称《澳门番语》）的电子文本，很感兴奋，自然要细细研读。细看之下，该书的刊刻远比存世的六种红毛番话要精致得多。字体端正，笔画清楚，虽是残本，但却极其珍贵，因为从来未有人对此作过研究。此书与卫三畏当年所看到的那本书，书名只差一个字，不知是不是同一个版本的两种叫法？首先“番语”两字比较特别。对洋泾浜英语的初期称呼或叫红毛番话，或称鬼话，文雅者则称广东番话，似未见有称“番语”的。“全本”与“全套”大约无别，表示其语词全面而已。但“全本”符合汉语习惯，“全套”则稍有差池。当然“全套”是音译的推测，原中文是否这两字，尚未可知。

这本德藏《澳门番语杂字全本》是线装书形式，仅存10叶，即20个单页。书的形制大小是20cm×12cm，与晚清的洋泾浜英语诸本大小相类。书的编排形式及内容也与一切早期的正规或洋泾浜语言的教本一样，是以汉语词为主条目，而以小字汉语谐音记录外语单词或短语的读音，并不出现外语词的原型。从目录上看，《澳门番语》的语词与短语共分16个门类，现存仅7个门类，不及一半。而第七类食用门可能尚未结束，因为这一门在一般的此类书中语词量都很大。从现存的语词与短语来计数，7个门类一共是438个。推测起来，全本的语词量当在1000以上，远比《澳译》的分量要大，而与卫三畏看到的那本《澳门番语杂字全套》差不多，自然也比一般的只含400个语词左右的红毛番话内容要丰富得多。不过卫三畏看到的是佛山印的，而德国所藏此本则是广州五桂堂所印。五桂堂是晚清民初广州一个重要的出版商家，从科举用书到民间唱本，无所不印，只是刻印水平不算高，清末则多改以铅字排版印刷，即所谓机器版。佛山则是清代广州以外的另一个重要刻印基地，不但自刻自印，而且还接受代刻代印，这种代刻代印的委托甚至远至越南南方。五桂堂所印此本《澳门番语》应该相当晚，此时广东英语教材已经大行其道，不知为何澳门葡语的教本还会有市场。推测这个市场应该是在澳门的小范围内，不会及于广东沿海各地。虽然五桂堂本印得很晚，但其所据祖本应该很早，这类书基本上就是同一祖本的不断翻刻，只是越刻讹误越多，但比起我所看到的广东英语的许多坊刻本，这本《澳门番语》真正是讹误最少的了。

虽然《澳门番语》的内容与《红毛番话》不同，但封面与大部分红毛番话刻本则无二致，也是一个佩剑的洋人，这个洋人即《澳门纪略》里所附“男番图”中的那位男性番人，这一形象大概是当时葡萄牙人的标准像，后来也转移到英国人身上——中国人看西洋人原无多大差别。此类书都不署作者名，因为与四书五经相比乃不登大雅之堂的不经之作，当时没有人会以能懂洋泾浜语言为荣，甚至以为耻。10920139而西洋人以为这倒是一项发明，发明便应有版权意识，所以卫三畏特意提及他看到的两种洋泾浜语言的教本都没有作者名，便是这个缘故。

以《澳门番语》与《澳译》比，有同有异。相异的地方，首先是后者分量要少得多，一共收录了395条词语，估计不到《澳门番语》的一半。其次《澳译》的分类不但要简单一些，只有天地类、人物类、衣食类、器数类与通用类共五类；而且这个分类并不合理，因为把身体类、动物类、部分食品类与物品类都列入人物类中了。《澳门纪略》的署名编纂者是印光任与张汝霖，他们是有知识的官员，不至于连词语的分类都弄不清楚，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此《澳译》只是一份既有材料的照录而已。或者可以说，《澳译》并非第一份洋泾浜葡语的记录，而只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第一份而已。因为《澳门纪略》的出版距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已经过去两百年，中葡混合语已经十分成熟，应该早就有人用汉语记下葡萄牙语的语词以供需要者利用，这种记录，或以抄本出现或以刻本出现，应该早于《澳译》，而且《澳译》里的记音，错字不少10920140，也证明是多次传抄或翻刻所致。由于在词语数量方面，《澳门番语》要多于《澳译》，在分类方面，前者也比后者要合理，因此《澳门番语》所依据的祖本也必定要早于《澳译》、全于《澳译》。《澳门纪略》里的《澳译》充其量只是一种中葡混合语的记录简本，而且是传抄的简本，绝非印光任、张汝霖直接记音的原始记录，此可断言也。况且普通常用语，尤其是贸易中必不可少的词，如：新、旧、多、少、大、小、轻、重、长、短、方、圆、阔、窄、软、硬、我、他，等等，《澳译》中竟然没有。而且《澳译》中的词组甚少，即在通用门中，亦无实用词组，因此似可推测此一中葡混合语的记录本必有缺失存在，或竟是一个残本。

但《澳译》与《澳门番语》也有相同的地方。细加比较，《澳门番语》的天地门与《澳译》的天地类，几近一样，词语的排列次序与记音用字也雷同，可见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只是前者共有95个词，比后者多出了12个。这也是我推测《澳译》之名应是《澳门译语》之省称，乃仿照《华夷译语》而来的原因之一。但乾隆朝所编辑的《华夷译语》至今深藏宫中，外人不得见，至今亦尚未公开行世，否则可以比较一下《澳译》对词语的分门别类与诸《华夷译语》的异同。

《澳门番语》与《澳译》的第二类都是人物类，以前者而言，从皇帝到贼的46个词语的排列顺序与后者相同，只是后者少了5个词。人物类的后面部分及其他门类，主要是分类的差异与排列顺序的不同，至于词语，应该可以说，凡是《澳译》有的词，《澳门番语》均有，前者所有而后者所无者必在后者残缺的部分里。这两份材料应该有共同的文献来源，但因为采用者的思路不同，所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官方的出版物，只要交代存在着与汉语相异的西洋语言就够了，举一些代表性的词语即可说明问题。而对于实用性极强的《澳门番语》而言，言语通用门与买卖对话门里的短语与对话极具实用价值，则是必不可少的。幸好《澳门番语》此书虽已残缺，但这两个门类却保留住了，让我们得以看到当时操中葡两种不同语言人群的交谈实况，极其珍贵。

由于从18世纪以后，英国人的东方贸易逐渐取代了葡萄牙的地位，中英混合语，即广东番话或曰广东英语也就逐渐出现于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沿海地区，先是与澳门葡语两者并用，后来则是逐渐取代，但既然19世纪30年代卫三畏还看到《澳门番语》的刻本，现在则还有五桂堂刻本存世，那么或许证明其时澳门葡语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澳门葡语既出现于前，则必定要对其后的广东英语产生影响，这一点我在分析《红毛番话》等刻本时已经提到，这里还可以作些引申。最主要的影响在于澳门葡语常用词汇在广东英语里继续被沿用，如Saber（知道）以savvy（或Sabbee）的形式被袭用，而不用英文的know这个词。不过奇怪的是，“知”或“知道”作为单个的词语倒在《澳译》与《澳门番语》里都不见，仅在后者“买卖问答”里一个“我知价”的短语里出现过。但这个词肯定是常用词，所以到了广东英语里，以至以后到了上海的洋泾浜英语里都照用不误。在广东英语里沿用的词还有“和尚”曰吧地利10920141，“神”曰Joss，官员曰Mandarin10920142，等等。由于广东英语里混有澳门葡语的词语，所以到后来，不懂葡语的英语或汉语使用者对于洋泾浜英语个别词的词源就有点弄不清。比如在洋泾浜英语里的lalilung（盗贼）一语，英国人以为是汉语词源，而中国人却以为是英语词源10920143。其实这个词就是《澳译》与《澳门番语》里都有的“喇打令”（Ladrão）。

至于澳门葡语的一些最基本的特点，在前人的著作里都以《澳译》为例作了分析，此处无须赘述。但由于德国所藏这册《澳门番语》除了单词以外，词组与短语比《澳译》增加了许多，以此来分析中葡混合语中的语法现象，倒是一个有用的资源，只是这应该由谙熟葡萄牙语的专家去做，于我则是能力不足。唯有一些基本原则恐怕与中英混合语是一样的，即词法方面无人称性数之别，句式如汉语词序，不体现葡萄牙语动宾结构或修饰与被修饰之间引起的曲折变化，等等。

最后，我们来解析《澳门番语》部分本文，并在附注中涉及《澳译》以资对照。之所以只解部分，只是由于力不能及，对于言语通用门的一半与买卖问答几乎无法复原。解析的方法还是与过去索解《红毛番话》一样，在原文之后，试译出相应的葡萄牙文。汉语词以五号字表示，记音用的汉字用六号字标出。记音自然是以粤音为主，也许偶有官话。有的人以为《澳门纪略》既是印光任、张汝霖所著，而两人中一宣城人，一宝山人，猜测记音或掺入此二人之乡音。其实这是绝不可能之事。《澳译》绝不可能是这两名地方官亲自调查的记录，历来地方志的撰写都由地方官挂名，而修撰者则另有其人。即使《澳门纪略》全为二人之专著，但《澳译》也必是假他人之手而成，或借用原来已有的材料，不会重新去进行访问记音的。即使《澳译》里头的记音与今天粤语发音有不同，也并不表明是非粤语记音。因为粤语本身也在发展，其发音并非一成不变10920144，四百年前或二百年前的粤语与今天粤语发音不同，乃极其自然之事。当然在粤之闽南人经商者不少，也可能掺有闽音，可能还有少量的官话音。

此外，以下解析无论是本文的或是音注的汉字，均改原繁体字为简体字（但会引起歧义的则仍保留繁体），误字则加括注。有不明处或可讨论处则加注释。由于前人已经对《澳译》有多种译解，故本文解《澳门番语》诸词中若有与《澳译》之词语相同者，先视诸家之解如何，若无别解，就直接加以袭用，不一一注明见于某文章或书籍（因为诸家多相同，若遇有异，而我又有不同看法，则加注），只在注中指出参考文献，以示各位先进之初创权。若与诸家之解不同，则出注，若遇《澳译》中未收之词（下文中以黑体字表示），则自加译解，碍于能力无解者，则留白，解而有疑问者则加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