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在明代后期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近代又受其殖民统治。香港在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实行殖民统治，后来九龙和新界也有了同样的遭遇。经过一百多年自强不息的奋斗，港澳两地的主权终于回归而成为特别行政区，继续作为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为祖国发挥着内地省市难以替代的沟通作用。今天，再回过头去看这些曾被视为“中华痛史”的边境割让事件时，令人不禁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慨。

不过，今日之中国在饱经沧桑以后已经重返世界舞台之前沿，因此，我们有必要放宽胸襟与心态，不仅以中西交涉过程中的得失，而且以东西方交涉的广泛效应来审视港澳的枢纽作用。因为国际文化交涉，尤其是反映历史大趋势的文化交涉往往不限于两国之间或是一国一地区之间的双边交流，而是以复数国家群和地区群的交错互动形式展开的。由此观之，便不难了解，港澳以其兼容并包会通中西的文化优势，曾经在近代世界史的进程中发挥过远远超出常人想象的重要枢纽作用。

19世纪中叶的情形，正如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是指同年夏天中国与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和日本与列强签订的《安政条约》。而我们知道，安政条约中最先达成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是与日本及其他列强所签条约的蓝本，而其基础正是四年之前标志日美建交的1854年《日美亲善条约》。抚今追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150余年间经过一再重组，形成了今天中美日三国位列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太平洋地区开始取代大西洋地区成为世界重心的新的历史局面。因此，对当年为打开日本国门、建立日美邦交而作出非凡贡献的卫三畏和罗森两位旅居港澳的人士作一个适当的评价，自然也是合乎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