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特色办学已成为中国高校在新一轮教育改革中所追求的目标,各校都在试图从千校一面、雷同重复的办学模式中挣脱出来,寻求自己的特色发展。殊不知,早在80多年前,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和富有魄力的大学校长,韦卓民就已经在13所新教教会大学之一的华中大学努力探索“特色办学”,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学模式,将一所规模不大的地方性基督教大学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华中地区的名校之一。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宝贵的办学经验,十分值得加以总结和借鉴。
韦卓民于1929年正式担任重组后的华中大学校长时,可以说困难重重,面临着与其他教会大学和公立大学竞争的巨大压力。一方面,其他教会大学在其各自教派的支持下,已步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师资、生源、资金都相对稳定,由英美教会联合组建的华中大学很难与其竞争。另一方面,华中大学所在的武汉地区,民国政府正拨以巨资,另择新址,雄心勃勃地力图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所可以容纳2000多名学生的一流综合性大学。如何在困境中找到一条生路,韦卓民选择了“特色办学”、另辟蹊径的发展战略。
韦卓民所倡导的“特色办学”,可归纳为:国际化、小规模、“重质不重量”。
“融合东西文化”,走国际化道路,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未来中国领导人才,是韦卓民一贯提倡的办学目标,也是华中大学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
韦卓民既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在他看来,大学教育的宗旨,归根结底,是“训练新中国领导人才”。通过其培养的毕业生,“强有力地、持续地影响我们全民族的生活和思想,为中国的重建作出基督徒的贡献”。
那么,究竟如何融合中西文化,借鉴欧美现代高等教育的经验,走国际化的办学道路呢?韦卓民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首先,必须吸收更多受过本科优良训练的有良好中国文化背景的中国学者,以充实大学师资,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他们不仅必须介绍西方事务给学生,同时也必须教导他们这些对解决中国问题有什么帮助。这些人应占据协助制定一机构之教育政策及指导其行政的地位。其次,外国教授应更加注意研究了解中国观念及制度,不要把这重要的研究延后,以免太迟。除非他们能把握住学生及中国同事的一般态度及文化背景,否则他们珍贵的协助就会被误用,而他们的好意会被误解。第三,在学院的课程中的中国科目,应占更大的比重,而且应该尽力教好。应该鼓励教会大学的学生们以中国人的观点思想,以合于中国人的态度做事。”
“小规模”与“重质不重量”,是韦卓民领导下的华中大学的又一显著特征。
华中大学重建之初,韦卓民便认识到,五个差会提供的资源远远不能同政府鼎力支持的国立武汉大学相抗衡,因此,他十分明智地决定华中大学的办学特色不是以规模取胜,而是以质量取胜,将特色定位为“小规模”、“重质不重量”,“以最少的金钱,办最多的事业”。1929年重建时华中大学仅有17位教师和31名学生,1932年学生数达到101人,超过了1927年前的学生数。1948年最鼎盛时期,华中大学注册学生人数达到破纪录的578人。但与武汉大学等国立大学相比,学生规模仍然是很小的。在专业门类上,不盲目扩充,仅集中力量办好人文学科方面的中文、历史、英语、经济、哲学、宗教等系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生物、化学、物理三个系。在课程设置方面,亦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包括公共课、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内,华中大学的学生每学年所完成的课程平均不足5门,但课程质量却非常之高,深受好评,被教育界称为“模范大学”。
华中大学的“重质不重量”,以高质量为核心的办学追求又是以一系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来保证的,注重落在实处,“严”字当头。这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包括甄别考试制、中期考试制、毕业总考制、导师制、宿舍制、青年教师留学制等。
严格的考试制度。华大学生一入学,就得参加“甄别考试”,把英语水平相近的学生分在一个班,不同的班分别进行不同的讲授。作为教会大学,华中大学十分重视英语的学习,除中文课、中国史之外的所有课程,教学用语基本上都是英语。“甄别考试”是对学生英语水平的一次检测和分班教学的依据。
华大的学生在学完两年之后进入三年级之前,必须参加“中期考试”。“中期考试”是华大一项最具特色的教学管理制度,考试内容包括四项:普通国文、普通英文、主修学科第一试卷和主修学科第二试卷。每门都及格,方能升入三年级,不及格者则勒令退学。毕业总考则是四年功课完成后,所有主修课都得综合起来考一次,及格者方准予毕业。由于这两种考试要求严格,200名学生入学到毕业时一般只剩下40名佼佼者,其淘汰率之高,令人咋舌,但却体现了韦卓民校长重质量不重数量的一贯办学作风。
导师制系主要借鉴英国大学的做法,一、二年级同学有生活和一般业务的导师,从教员中指定,每人指导15~16名学生。导师除指导学生的功课外,还须了解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每学期向校方汇报。对三、四年级的学生开始为其指定专业导师,由本系教师担任,主要负责学生的业务和指导写毕业论文。为密切师生关系,规定导师必须每月与学生共进一次晚餐。华大学生实行住宿制,要求学生一律住读,以便于管理。其较为独特的做法是将宗教活动与宿舍挂钩,即宗教活动以宿舍为单位进行;各参与教会有自己所联系的宿舍,一般50人左右,学生的生活均由各教会委派的舍监全面管理。导师制和宿舍制的实行,对于学生的学业、思想及生活方面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青年教师留学制是华大为追求达到国际办学标准、提高教师水准而采取的措施。即由外国教会组织提供资助,选拔青年教师到国外学校(以美英为主)留学进修。要求尽量选择忠于学校、英语水平较高的基督徒青年教师,由校务会议提名,校长推荐。1945年以后,由联合托事部所提供的留美奖学金使学校可以每年选拔一到两名优秀青年教师赴美留学。
通过以上各项制度与措施,在韦卓民的领导下,华中大学的教学质量得到切实的保证,学生受益匪浅。对此,韦卓民曾总结道:“本校立案后即致力于经费之稳定、设备之充实、教学研究程度之提高。选聘优良教员,礼遇有加,限制学生名额,宁缺毋滥,以期符合本校重质不重量之主旨。为厚植学子之学术基础,特设中期考试、毕业总考等制度,以为全国倡。复采用宿舍制、导师制,开我国实验高等教育之先河。”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历史上的华中大学淡出我们的视野已有60余年,韦卓民先生离开我们驾鹤西去也已有34年时间了,今天我们再来召开学术研讨会,深入探索其思想与实践,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如何办好华中大学的后继者——华中师范大学,发展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
其中,我以为在韦卓民的教育思想中,最值得借鉴的便是他以重视质量为核心的“特色办学”思想。在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10余年的大力扩招和快速发展后,如何切实解决扩招所带来的办学条件的不足,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已成为中国教育能否持续发展的最为核心的任务和当务之急。此时此刻,再来重温韦卓民先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倡言的“重质不重量”的清醒思考和理智做法,不啻有茅塞顿开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