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游历美国,曾大发感慨:“在世界上,只有爱国主义或宗教能够使全体公民持久地奔向同一目标前进。”
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向无国界,但基督教徒却有国界。当基督教信仰与民族主义产生紧张关系时,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将何去何从?韦卓民在1927年的遭遇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韦卓民(1888~1976),广东珠海人,出生于茶商家庭。1903年随父亲来武汉,就读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文华书院,1911年毕业,获学士学位,被学校破格聘为大学部教师,并接受冼礼成为基督教徒。1918年,韦卓民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哲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归国后他历任文华大学(其前身即文华书院正馆)训育主任、文华大学教授、私立华中大学教务长、副校长。1926年,当国民革命军进抵武汉时,韦氏正在担任华中大学校长。
从韦卓民的经历看,他是一名受过系统神学教育的圣公会信徒。然而,1926年底,当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开始在长江流域继续实施其一系列限制基督教的政策时,作为基督教徒及教会领袖的韦卓民表现出何种态度呢?2008~2009年,笔者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时,意外地从该校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发现一件与韦卓民相关的档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或有所裨益,故不揣简陋,特介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