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澳中西文化走廊”是珠海近年来在发掘历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出的新概念，这一概念在不久前结束的“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后，即获得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认为这是对珠海和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的高度概括，是对早期东西方文明交往史的全新审视。

1553年，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广东海防官员取得了澳门的租住权，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人在华获得的第一个合法定居点。在此后的300多年间，珠海和澳门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段独特的文化交流通道，即“珠澳中西文化走廊”。西方文化通过这一走廊源源不断地渗透和影响整个中国内陆，中国传统文化也经由这里辐射海外。这里不仅成为中西方两种文明开启对话与沟通的桥梁，更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和社会革新的重要发源地，对推动中国近代文明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珠澳中西文化走廊”概念的提出，有其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现实启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类文明进程、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及本地区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理解和思考。

第一，“珠澳中西文化走廊”是近代中国连接世界的最早桥梁，是世界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15、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的冒险活动开辟了连通世界的新航路，全球的历史发展轨迹从此不再割裂，而是开始逐渐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葡萄牙商人从欧洲出发，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西岸，再由印度到达澳门，从澳门将商品分销到东亚各地，澳门遂成为世界新航路上的重要坐标。当时澳门的远洋贸易向西连接印度、红海、非洲直至欧洲各地，向东连接日本、菲律宾、加勒比海及南美洲各地。欧洲的钟表、玻璃、望远镜等稀罕物品通过澳门流入中国，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特产也通过澳门流向欧洲。面积不大的澳门，聚集了来自欧洲、亚洲、美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枢纽性城市和多元文化的港口城市。

随着澳门港口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澳门紧邻的珠海，由于其先天的地理优势和与澳门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深受其益，较早地参与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成为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世界的最前沿窗口。珠海的十字门、金星门、南水岛、磨刀门等地早在17世纪之前就已经成为西洋船舶来华的重要外港，停泊在九洲洋面的外国帆船常常数以百计。随着中西贸易的深入，珠海也开始出现了一批专门为外国船只提供粮食、淡水、洗衣、领航、翻译等各种配套服务的人群，并逐渐衍生出一个新的阶层——买办。这些亲身参与中西贸易的人群，即是中国最早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先驱。

由是观之，“珠澳中西文化走廊”的一端是以澳门为连接的西方世界，另一端是以珠海为连接的传统中国。由于“珠澳中西文化走廊”的存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虽仍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之中，但却能够透过这一桥梁与西方文明悄然接驳，虽然与全球历史发展轨迹有所脱节，但却不至脱轨，从而有限地参与了全球化形成的过程，为日后追赶西方社会前进的步伐埋下了伏笔。

第二，“珠澳中西文化走廊”诠释了和谐共荣的文化接触样式，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典范。

行走于当今澳门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中西建筑交相辉映的独特景观，妈祖阁、观音堂与大三巴、圣母院和谐共存。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完美地诠释了“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和谐共荣的文化内涵。

澳门由于地形狭小，物质上无法自给自足，西人在澳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要依靠与澳门一衣带水的珠海补给。翠微、南屏、前山、北岭、山场、唐家等村的大批珠海乡民在澳谋生，其中相当一部分在葡人家庭中从事教师、劳工、管家等行业，更有部分华人与葡人通婚，甚至入西洋学堂，使珠海和澳门社会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血缘、亲缘和文化联系。在澳门谋生或者从事与澳门相关的职业，成为当时众多珠海人生活的一部分。康熙二十三年（1684）两广总督吴兴祚巡视澳门时，就留下了“岭外云深抹翠微，翠微村外落花飞。负贩纷纷多估客，辛苦言从澳里归”的诗句，描绘了珠海翠微村民经营对澳贸易的生活场景。在澳门开埠直至鸦片战争前的300多年间，珠澳两地之间虽也发生过一些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纠纷，但却从未因文化的缘故而爆发大规模的葡人排华或者华人排葡的事件。即便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两地之间对峙的现象时有发生，但也多是由于政治的介入，而非源自文化的冲突。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的种族和人群之间若相聚近，则往往容易爆发矛盾和冲突。例如犹太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接壤的耶路撒冷、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接壤的巴尔干地区等，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直接对话往往演变成激烈的仇杀和战争，不同宗教、不同价值观的人群之间的排斥现象比比皆是。但历史上的珠海和澳门，中西方文明的直接对话却始终以平静、祥和的姿态进行，几百年来相安无事。两种截然不同且彼此陌生的文化在此碰面后，相互之间激发的是交流、学习、互补与融合，而非厌恶、排斥、冲突与厮杀。正如中山大学桑兵教授所言，“澳门和珠海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文化接触样式：不同民族、宗教、习俗和语言的文化，可以共存，不仅相安，而且共荣”。以交流代替冲突，以互利代替牺牲，这就是“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与众不同的典型意义之所在。

第三，“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催生了近代中国的新文化，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发源地。

明清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的持续和封建集权制度的加强而日渐封闭，逐渐失去了汉唐之际的开放胸襟，活力和创造力愈发不足，知识分子的眼界愈发狭隘。

而澳门开埠之后，“珠澳中西文化走廊”成为西方传教士和商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直接推动了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西方以议会民主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文化、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世俗文化等，都在澳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沙勿略、马礼逊等传教士也携带西方的医学、天文、历法、几何、绘画、军事、宗教等文化元素在澳门登陆，经珠海进入内地，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

“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同时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汤显祖、徐光启、李之藻、吴渔山、屈大均、魏源、林则徐、郑观应、容闳等一大批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和文人墨客都曾到此游历或生活，孙中山先生也曾在澳门行医并从事革命活动。“珠澳中西文化走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重新了解世界、接受异质文化滋养的通道，使他们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活跃了思路，从而重新审视中国社会自身的文化和历史。这种重新审视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出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一批代表近代文化新取向的思想著作，孕育出教育救国、洋务救国、实业救国、变法救国、共和救国、革命救国等一批顺应时势的新思潮，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和文化觉醒。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激发中国文化的内在活力、开拓中国文化的世界眼界而言，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它打通了华夏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联系，率先实现了中西方两种文化的融会贯通，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化原有的发展节奏，激发出中国文化的巨大创造力。这种兼具中国文化之深沉与西方文化之活跃的新文化，成为催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与进步的思想动力。

第四，“珠澳中西文化走廊”是珠海历史文化的精髓，论证了文化对于城市发展的特殊贡献。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局限，珠海的开发较之中原和江淮地区明显较晚，在明中期以前，珠海还是一片尚未完全连成陆地的岛屿群。但就是这样一个位处海角一隅的边陲小镇，却在近代如彗星般发出了照亮整个中国的光芒。

奇迹的出现即缘自文化的力量。早在鸦片战争前300年，珠海人就已经透过澳门这个窗口将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尽收眼底，从而观察、接触、认识和了解西方世界，走在了国人的前列。鸦片战争爆发后，时势唤英雄，欧风美雨浸润了300年的珠海，其文化优势厚积薄发，井喷似地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各个领域引领风骚的时代先驱：以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为代表的思想家、以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为代表的政治家、以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为代表的教育家、以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为代表的洋务要员、以文学彗星苏曼殊为代表的文化名人、以中国驻夏威夷第一任领事陈芳为代表的华侨领袖、以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苏兆征为代表的革命先贤等珠海名人数不胜数、灿若群星。在《辞海》收录的2000多位古今中外历史名人中，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珠海竟占有11席。思想的先知先觉也催生了行动的先行先试，“珠澳中西文化走廊”所产生的思想光芒随着珠海人足迹的延伸而向全国散布，上海开埠、洋务运动、官派留学、甲午海战、戊戌变法、香洲开埠、实业救国、庚款留美、辛亥革命、国共合作、共产革命……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每一次重要实践都少不了珠海人的参与。

纵观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灿烂的地方文化，多是由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成就的辉煌而造就，是建立在一定物质繁荣基础上的文化繁荣，如秦汉时期的关中和明清时期的苏杭，但近代珠海的百年辉煌却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物质和经济基础。而造就这种奇特现象的成因，就在于“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对近代珠海社会思想、地方文化、人文氛围所起的催化作用，它代替了物质财富和经济发展所本应起到的铺垫和积累作用，极大地激发了珠海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创新力，使珠海的文化自觉和思想启蒙超越物质基础而先行，从而从一个边陲小镇一跃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时代焦点，走出了一条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十分奇特的发展道路。

“珠澳中西文化走廊”概念的提出，找准了珠海的文化命脉，凝练了珠海的历史文化精髓，激活了珠海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我们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品位、树立城市个性、传承城市灵魂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以历史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决定城市竞争力的并不仅有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文化的繁荣、思想的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推动一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第五，“珠澳中西文化走廊”为新时期推进珠澳合作、实现珠澳同城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在通常的情况下，自然界中实力接近的双方往往遵循“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法则，但历史上的珠海和澳门却以另外一种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生存方式诠释了和谐、共荣的发展理念，并且孕育出“珠澳中西文化走廊”这一文化奇观。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珠海和澳门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两地合则共兴。珠澳两地的第一次携手，缘起于澳门开埠后“珠澳中西文化走廊”的形成，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使本地区成为近代中国与世界连通的桥梁，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与社会转型。珠澳两地的第二次携手，缘起于1980年珠海经济特区的成立，毗邻澳门的特殊地缘使珠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珠澳之间的合作也创造出香洲毛纺厂、石景山大酒店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诸多“第一”。珠澳两地的第三次携手，缘起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和横琴大开发序幕的开启，珠澳同城化步伐的加快将使两地共同成为引领珠江口西岸新一轮大发展的核心力量及粤港澳国际化大都市圈的重要一极。

珠澳之间的每一次紧密携手与合作，都会为双方带来极大的发展和飞跃，这是珠澳之间得到历史印证的宿命，也是“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