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欧洲在华天主教经过18世纪耶稣会解散和清朝政府自雍正年间起近百年的禁教政策3448927，昔日风光早已不在。到19世纪20年代，在京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只有住在南堂的葡萄牙遣使会传教士毕学源（Gaetano Pires Pereira，1763-1838）3448928、李拱宸（José Ribeiro Nunes，1767-1826）和住在北堂的高守谦（Veríssimo Monteiro da Serra，1852年于葡萄牙去世）、福文高（Domingos Joaquim Ferreira，1758-1824）4人，在朝司钦天监正副之职，兼理算学馆事务，中国籍薛姓神父在北堂助四人理教务3448929

福文高去世。高守谦急欲广招法国会友来京助力，乃设一计，特上奏疏，托言生母年迈，理宜西归终养，并荐他国修士代理历务。上疏皇上准其归养，不允他人代理历务。高守谦言已出口，势难挽回，于1826年回国3448930。1827年，皇上降旨令籍没北堂。李拱宸1826年去世。至此在京欧洲传教士只年届60有余的毕学源一人。毕学源恐身后南堂遭籍没，“预将其堂之地契文约，俱托俄国教士魏姓收存。毕学源卒后，该教士向内务府追索遗业，皇上复降谕旨，令将南堂归还俄国教士魏姓收领……此外尚有滕公栅栏与正福寺之坟茔园囿及南堂之西洋书库，亦俱赖俄教士照管，不至荒废损失。至咸丰十年……降生后1860年，中国与西洋各国议和，魏教士接位之人将毕学源寄托之书册，全行归还”3448931。这一线索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与欧洲在华天主教在北京的遗留财产联系起来。本文根据俄罗斯中央历史档案馆藏“关于葡萄牙传教士遗留在北京的财产”原始档案3448932，对这一线索做进一步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