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1810年成立于马萨诸塞州的布拉福德（Bradford），成立两年后便开始向印度派出了第一批传教士。美部会对中国很早就表现出了兴趣，特别是1807年伦敦会第一位（也是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工作更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美部会直到1829年10月才派出传教士来华。首位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于1830年2月19日抵达珠江口。美国在华传教事业从此开始3448955。

1829年，裨治文来华前夕，美部会在给他的指示中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你的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向我们报告这个民族的性格、习俗、礼仪——特别是他们的宗教如何影响了这些方面。”3448956显然，当时的西方人士对于这些方面的情况是了解很少的。裨治文来华后，更加深切地感觉到西方人关于中国知识的贫乏，中西之间的交流基本还是停留在物质层面，“思想道德层面的交流少之又少”，这样的状况不仅让他感到“吃惊”，更使他感到“遗憾”。虽然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写过不少报道和文章，但在裨治文看来，它们不仅鱼龙混杂，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且毕竟是多年前的信息了。他希望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报道，提供更新和“不带任何偏见”的信息3448957。他的想法得到了马礼逊和当时在广州的商人们的支持，特别是奥立芬（D.W.C.Olyphant）尤为积极，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广州传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设备，印刷机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铅字也在数月后到达，这样就解决了刊物的印刷问题。1832年5月，《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第一期面世，此后以每月一期的频率出版。裨治文一开始不仅负责《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也负责印刷，1833年10月，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作为传教士印刷工到达中国后，从裨治文手中接过了印刷工作，此后也参与《中国丛报》的编辑。

美部会印刷所在广州运行了4年之后，由于清政府的进一步限制而不得不于1836年年初移至澳门，直到鸦片战争后才于1844年10月先搬至香港，后又于 1845年7月再次搬回广州3448958。在澳门运行的8年当中，印刷所的主要任务是印刷《中国丛报》，所以印刷所的名称也被称为“中国丛报社”（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此外也刊印了几部重要的中文工具书。

印刷中文工具书首先要解决的是中文活字问题。如果是纯粹的中文印刷，可以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或西方新近发明的石印技术，但印刷中英文夹杂的作品则以活字印刷最为理想和可行。在搬家到澳门之前，广州印刷所还没有中文活字。在需要印刷中文作品的时候，只有请中国刻工帮忙进行雕版印刷。但自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W.J.Napier）与中国政府发生摩擦以来，这样的中文印刷方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得不移到新加坡进行，裨治文介绍美国历史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的初版就是1838年在新加坡印刷的3448959。澳门印刷所最初的一套中文活字原先是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这套活字是西方人制作的最早的一套中文活字，它是应东印度公司的要求于1814年开始制作的，目的是为了印刷马礼逊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该字典也就成为“西人用中文活字印的第一部印本”3448960。马礼逊的《华英字典》是包括《中英字典》《中国语言字典》《华英辞典》三部分的大部头字典，采用编写一部分、印刷一部分的方式进行，印刷过程前后共花费了8年（1815～1823年）的时间。此后马礼逊还利用这套活字刊印了另外一部工具书《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1828）。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体、马礼逊去世后这套活字开始由卫三畏掌管使用。1842年，英国当局将这套活字正式赠予了卫三畏。“这套活字共有两套，一套字体较大，装在六十个字盘中；另一套字体较小，装在十六个字盘中。此外，还有几百个手写体和草体的铅字。字体较大的一套每个活字一英寸见方，在制成时包括了所有的汉字，共计约四万六千个，其中有一些是重复的，共有两万两千个不同的汉字。由于一些常用字有好几个备用活字，所以这套活字的总数达到了七万多个。”3448961这7万多个活字是由英国工匠托马斯（P.P.Thomas）和雇佣的中国工匠手工制作而成的，也就是说，先把字写在金属块光滑的一端，然后用凿子雕凿出来，所用的方法与中国原有的木刻方法无异，只是更为费力。虽然马礼逊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呼吁西方人研制用机器来铸造活字，3448962但这一工作从开始到成熟并大规模地用于印刷还需要30年的时间。

有了东印度公司的这套活字之后，澳门印刷所完成的第一部中文工具书是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的《福建土话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该字典是继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后的另一部方言字典，也是最早的福建方言字典，收录汉字12000个，是部头仅次于马礼逊《华英字典》的大著。这样一部大型的工具书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多年积累的结果。麦都思在编写这本字典时还没有来过中国，但他在东南亚生活了14年，和当地的福建移民多有接触。他最初学习的是官话，在发现无法和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交谈后，于1818年开始学习福建方言，1820年就编写了一本小字典，1823年经过扩写后曾送到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地谋求刊印，但均未获成功。1829年东印度公司表示同意资助这本字典的出版，于是麦都思又做了大量的增补。印刷工作于1831年开始，但1834年4月，由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权的解除而使这一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经印完了1/3。1835年12月麦都思来到中国寻求印刷资助，得到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帮助，全部印刷工作终于在1837年完成3448963。卫三畏在完成后2/3的印刷工作之后，还为这部字典写了一个简短的“广告”3448964。

在19世纪早期，用于学习汉语的工具书是很有限的。主要的工具书除了上文提到的几部之外大致还有这么一些：小德金（Chrétien Louis Josephe de Guignes）的《汉法拉丁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et latin ）（拿破仑敕撰，1813）、马士曼（Joshua Marshman）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814）、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雷慕沙（Abel Rémusat）的《汉文启蒙》（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822）、公神甫（Joachin Alphonse Goncalves）的《汉葡字典》（Diccionario China-Portuquez ，1833）3448965。上述皆是欧洲人的作品，所以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懂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能够选择的范围就非常有限了，为此澳门印刷所在19世纪40年代陆续印行了三部由裨治文和卫三畏编写的工具书，不仅增加了汉语学习者的选择范围，而且也打破了欧洲人的作品一统天下的局面。

裨治文主持编写的《广东方言读本》（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3448966首先于1841年出版（印量为800册），这是美国人编写的第一部学习汉语的工具书，也是第一本专门用于练习广东方言的实用手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表彰裨治文的这一大贡献，纽约大学于1841年7月14日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3448967。一位研究者指出，19世纪传教士学者最早得到学界承认的研究业绩是在语言学方面，虽然这一结论主要是通过研究英国传教士而得出的，但同样适用于美国传教士3448968。

裨治文之所以要编写《广东方言读本》，是因为想学广东方言的外国人日渐增多，但自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年问世以来，“一直没有其他有价值的工具书出版，对这一方言的忽视显然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中外交流”3448969。正如书名所标示的那样，该书以简易语句的形式提供练习，每页分三列，分列英文、中文及罗马字母拼音，并附注解。全书共分17篇，分别是：①习唐话；②身体；③亲谊；④人品；⑤日用；⑥贸易；⑦工艺；⑧工匠务；⑨耕农；⑩六艺；（11）数学；（12）地理志；（13）石论；（14）草木；（15）生物；（16）医学；（17）王制。可见作者的意图不仅在帮助读者学习广东口语，也在帮助他们获得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将语言的学习和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

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英汉字典，第二部分是汉英字典，第三部分是汉语词组和句子，汉英对照，《广东方言读本》可以说是对第三部分的扩大和补充，与前书相比，篇目的设置更贴近日常生活，例句更为丰富和精当，注释的加入也是特色之一。《广东方言读本》的出现无疑为广东方言的学习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但是693页的部头使这本工具书使用起来不太方便。简单实用的《拾级大成》（287页）的适时出版满足了时代和人们的需要。

《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 ，1842）3448970是卫三畏独立编写的第一部汉语工具书。在此之前他参与了《读本》的编写，但参与了多少已经无法确切知道，裨治文在前言中说，卫三畏负责的是其中“有关自然史的章节，以及其他一些细小的部分和整个的索引”3448971，根据卫三畏本人和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则是一半3448972。

在《拾级大成》“前言”中卫三畏说：“本书是为刚刚开始学习汉语的人编写的，读者对象不仅包括已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包括还在本国或正在来中国途中的外国人。”3448973全书的内容如下：①部首；②字根；③汉语的读写方式介绍；④阅读练习；⑤对话练习（与老师、买办、侍者）；⑥阅读文选；⑦量词；⑧汉译英练习；⑨英译汉练习；⑩阅读和翻译练习。相对于《广东方言读本》偏重于说的练习，《拾级大成》更侧重读、译的练习，显然是为了和《读本》互补。在阅读练习中，作者的编排是先给出中文，然后是拼音，然后是逐字的英译，最后是符合英语习惯的翻译。阅读练习遵循由易而难，逐级提升的编写原则，先是单句练习，然后逐渐过渡到成段的文字。翻译练习的安排也是如此，从字句的翻译到成段的翻译，从提供参考译文到最后不再提供参考译文，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些练习能够使学习者比较快地掌握汉语。如果像卫三畏所设想的那样，一个学习者通过前面的操练最终能够完成书末成段的中译英练习（选自《聊斋》《子不语》《玉娇梨》《圣谕广训》《劝世良言》），那么他确实可以说已经“大成”了。

《中国丛报》上一篇评论该书的文章认为，关于量词的第七章“是全书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章”，因为“这个问题此前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3448974。卫三畏认为这类词和英文中的piece，sail，member，gust，sheet等词相似，但比这些词用得远为广泛，特别在口语中更是如此，应该熟练掌握。他在书中列出了28个重要的汉语量词，并设计了对应的练习。熟悉中国语言学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语言学家把量词作为一个专门的词类加以研究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来华传教士可以说是汉语量词研究的开拓者，卫三畏虽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但从中国近代语言学史的角度来看，他的贡献仍然是很突出的。

《拾级大成》以练习为主，但不包括开头三章，它们是作者关于汉语的论述，卫三畏要求读者认真阅读这三章，因为它们对于整个汉语都是适用的，并不像后面的练习那样只限于广东话。其中第一章“部首”尤其是卫三畏着意的重点，他在这一章中按照笔画顺序详细解说了214个部首每一个的发音、意思、在汉字中出现的位置以及由其构成的汉字的特点。卫三畏这里对部首的排列完全根据《康熙字典》而成。《康熙字典》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字书，也是传教士最常利用的工具书，马礼逊编写《华英字典》第一部分以及麦都思编写《福建土话字典》时都曾大量参考《康熙字典》。

卫三畏将部首的详细介绍作为《拾级大成》的第一章，是有他特别考虑的，他认为，作为学习汉字的起步最好的方法是从部首开始，就像学习字母文字必须从字母开始一样。“部首广泛地运用在汉字的构成上，可以帮助对于汉字的记忆”，而一旦汉字的形状知道了，“它的意思和发音也就比较容易记住”，“虽然中国人不采用这种学习汉字的方式，他们似乎是把汉字作为一个整体来记忆，但对外国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容易的方式”3448975。这一看法显然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中国已经有了那么多现成的字典，而外国人还必须编写汉语工具书的原因，因为学习母语与学习外语是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教材和学习方法。《拾级大成》出版后反响良好3448976。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卫三畏把自己最早的一本书献给了奥立芬。正是奥立芬本人所属的纽约市布立克街（Bleeker Street）长老会赠送的印刷机带来了卫三畏前来中国的契机，而卫三畏也正是免费搭乘奥立芬的商船才于1833年秋来到了中国。

在《拾级大成》出版两年后，卫三畏又推出了另一部工具书《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3448977。这是一部英汉词汇手册，按照英语字母顺序依次列出单词和词组，并给出中文的解释和官话注音。之所以用官话注音，是为了适应中国内地已经逐渐开放的形势，由于广东、福建仍然是当时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所以在书后的索引中，除了官话注音，卫三畏还给出了该词汇表中出现的所有汉字（按照214部首排列）的广州话和厦门话注音。《英华韵府历阶》可以看作是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第一部分——英汉字典——的扩大和补充。马礼逊的词汇手册出版于1828年，早已绝版，鉴于这一情况卫三畏编写了这本工具书。

卫三畏本来想把这本书献给马儒翰，因为卫三畏自从来到中国之后，马儒翰只要时间允许总是热情地在汉语学习方面给予他帮助，而且马儒翰“也一直在为使汉语更容易掌握而努力着”3448978。作为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的汉语造诣不在父亲之下，但他英年早逝（1843年8月），使卫三畏失去了一个可以经常请教的朋友。就在出版《英华韵府历阶》的这一年（1844年），卫三畏还编写了一本《中国商务指商》（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它为外国商人提供了中外条约签订后有关贸易和航行的有用信息，但考虑到马儒翰在10年前编印过一本类似的指南，所以虽然这本指南的内容是全新的，但卫三畏却以马著第二版的形式出现，并且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封面上，这当然也是卫三畏纪念马儒翰的一种表示。《中国商务指商》第二版也是在澳门印刷的。

鸦片战争后，美国各宗教团体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这些新来的传教士和当年的裨治文、卫三畏一样，必须首先学习汉语，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编写了大量的字典、词典以及各种帮助学习汉语方言的小册子3448979。汉语工具书的大量出现成为19世纪美国汉学的一大特点，而其源头无疑是澳门印刷所刊行的这几部工具书。在编写汉语工具书方面，最为积极和热情的无疑是卫三畏，他的这一热情在澳门点燃后一直延续了下去，就在印刷所1856年因为中英冲突被烧毁之前，他印刷完成了自己的第三部工具书《英华分韵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4年，他又推出了集大成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该书由位于上海的美华书馆印行，其时美部会刚刚在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印刷所，但各方面的条件都远远不如美华书馆，于是卫三畏将自己编写的字典交给了这家长老会的印刷所刊印。然而无论是《英华分韵撮要》，还是《汉英韵府》，都是建立在他早年在澳门出版的那几部工具书的基础之上。

美部会印刷所自澳门搬回广州后又运行了10年，1856年12月14日在“亚罗号”事件中被毁，这一变故使卫三畏下定了离开美部会的决心，一年前美国政府就有意任命卫三畏为美国驻华使团参赞兼翻译，虽然美部会对政府的这一任命并不反对，但卫三畏本人却颇为犹豫，现在既然印刷所被毁，而且也看不到美部会设立新的印刷所的任何前景3448980，于是他决心离开工作了20多年的美部会。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美部会对印刷所的工作一直不太满意，主要原因是认为印刷所将过多的资源用于印刷汉语学习和汉学研究的资料上，从上文可以看到，这其中不少正是卫三畏本人的作品，而卫三畏认为这些印刷品对传教有益无害。美部会对于传教工作的理解比较狭隘，认为只有宣讲福音、散发《圣经》和宗教小册子才是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也反对伯驾（Peter Parker，1834年来华）开展医务工作，最终导致伯驾离开了美部会3448981。

在澳门8年多的时间中，卫三畏既要帮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又要编写工具书，还要负责印刷，一个人显然应付不了这么多的事情。实际上，在印刷工作中他经常需要雇佣各类帮工。1839年年初，在给父亲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手下的印刷工人的有趣情况：“我的印刷所……最奇特的部分还得说我的三位工人。一位葡语排字工，他对英语一无所知，也几乎不认识一个汉字，但却为有这两种文字的书排字，我和他用葡语能够勉强交流；另一位中国小伙子既不懂葡语也不懂英语，他负责排汉字，活干得很好；最后是一位日本人，他不懂英文、葡文、中文（几乎不懂），所以从架子上取铅字时常犯错误。当他们三个人干活时，我必须用他们各自的语言与他们交流，并且指导他们去印一本本他们丝毫不知道其内容的书。尽管如此，我想印刷错误仍然可以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我们彼此之间努力进行交流的情形常常使我忍俊不禁。”3448982这种“忍俊不禁”的经历在卫三畏前后23年的印刷工生涯中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是只有在澳门印刷所才能体验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