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在西方很多社会学家那里，将宗教组织与国家组织并列，这可能与西方的宗教组织即教会组织系统的高度发达有关。在中国，不存在西方那么高度发达的教会组织，古代中国也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没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所以，宗教机构特别是基层的寺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民间机构。

不过在中国，政教也不是完全分离的状态，国家对于宗教进行管理，只是赋予宗教一定的自主活动的权利。看过《巴黎圣母院》电影的人都知道，在圣母院的围墙内，犯人是安全的。这说明在西方某些国家的某些时期，教堂与修道院是避难所，具有庇护罪人的功能。即使是被认为犯了重罪的罪人进入教堂，也会受到庇护，警察不能进入教堂将之抓捕。在中国不存在类似制度，寺庙不是皇帝权力不得介入的“国中之国”。不过，鲁智深打死人后出家当和尚也是避罪的途径之一，这表明，尽管在正常情况下寺院庙宇基本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对于寺庙制定有管理制度，甚至对于个别有影响的寺庙指派管理机构与人员，但寺庙的内部事务则往往由其自己制定规约加以规定，即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利。

我们这里说的寺庙包括了古代各类宗教机构的基层组织，诸如佛教寺院、道教宫观（道馆），以及佛道女信徒居住的庵院、伊斯兰教的礼拜寺。这些寺庙大都制定有自己的规约，作为管理与处理本寺庙事务的规则。寺庙规约与一般的宗教戒律有相通的一面，具有宗教的性质，与宗教戒律相互补充，同时又有不同之处，其作用的范围仅是本寺庙，属于多元小共同体的民间性质。所以，寺院庙宇规约是士农工商规约之外的特殊种类的民间规约。